万千心理:儿童青少年及家庭心理创伤咨询

“爸爸应该再像从前一样” ——连续创伤对一位父亲的影响， 家庭中的继发创伤，对家庭的咨询 施密特（Schmidt）先生是一个警察。原则上，他的工作让他感到很开心。他把自己看作助人者和守护者，他的任务就是确保人们的生命和生活安全。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他越来越退缩，几乎不再参与家庭活动，在家里也不跟两个孩子一起玩。在一次严重的交火中，施密特先生是通过对对方致命的一击才救了自己的性命，在那之后，他的同事们也都感到了他的变化。可以提供给他的压力咨询他并没有接受。他觉得自己才不是“胆小鬼”。施密特夫人对家中发生的变化感到担心。她发觉12岁的儿子芬恩（Finn）在学校的成绩下降了并且常跟班里的同学打架。10岁的女儿希尔克（Silke）在过去这段时间变得非常安静，几乎不和别人交流或者有时候会突然哭起来。他们三个都非常顾及在家中变得越来越封闭的父亲。他花了比从前更多的时间在地下室自己的手工作坊里度过。施密特先生跟夫人说了那次危险的经历，她理解自己先生的行为，但对家庭现在所出现的氛围感到深深地不满。她很担心孩子们，于是向教育咨询机构寻求帮助。 毫无疑问，一些职业群体的日常工作就是特别有创伤风险的：军人、记者、重症监护人员、警察、消防员和急救员。弗劳克·蒂根（Frauke Teegen，2003）将上述这些职业投入归入高风险群体。对这些职业群体中直接受影响的、可以被称为受到原始创伤的当事人，很多地方都提供了帮助的可能渠道，从直接的事后干预到在出现持续PTSD症状时的住院治疗。但遗憾的是，这些服务并没有像希望的那样被广泛使用。 与同事及/或家庭成员的交谈，可以帮助他们处理创伤性经历并获得情绪上的稳定。同事和家庭成员随后也会觉察到他们行为的改变，能够将这一改变与创伤相联系，并尝试通过个人的支持和帮助来缓解这些创伤的后果。但这些帮助是有代价的。这种出于同事间的亲近关系或家人之间的爱而愿意提供的帮助，其代价被一些作者称为“继发性创伤（secondary traumatization）”或“转移性/移情性创伤（transferred traumatization）”。这种创伤被定义为创伤后应激反应的转移/移情——没有起始创伤的直接感官印记且具有时间上的距离（Daniels，2006，2007）。受到创伤的女军人的家庭成员，承受着她们诸如高度的攻击性和易激惹性、情绪和身体上的疏离以及沟通能力的降低（Wesemann et al.， 2015）。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提及“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这是助人时在与极度受创伤的个体发生专业或私人接触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与深刻的共情和想要帮助当事人减轻痛苦或清除其痛苦源头的愿望紧密相关（Figley，2002）。 创伤后果的对称模型 在与施密特夫妇和两个孩子进行的**次谈话中，施密特先生**次直接地得知，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到底有多么担心他。儿子芬恩觉得他爸爸有个很差劲的工作，每天都得让人害怕，担心晚上爸爸能不能健康地回到家。和爸爸一起踢足球也不再有意思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反正几乎也不再一起踢球了。但这也让他感到生气。女儿希尔克在哥哥说话的时候开始哭。她说到，爸爸如果没有按时回家，她就常常开始害怕，怕爸爸可能又出了什么事。施密特夫人觉得必须得做点什么了，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不只是创伤的直接经历者，还有他们的家人，当他们获悉了这些威胁生命安全的情况后，都会深刻地撼动他们对世界的看法（McAllister，2003）。这也可能加深孩子心中“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的感觉，并因此也加深了他们持续为自己和他人构思安全和应急方案的倾向，但这却并没有真正地降低他们的无助感和对他人的担心。在和其他孩子聊天时，有可能还会突然产生隔阂感。其他人不能理解这种极端的安全感丧失。当对危险的恐惧在孩子的头脑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创伤就统治了他们与周围环境的接触。上述所描述的反应在系统观的视角下可以被称为“对称式扩大升级（symmetrical escalation）”。创伤原初亲历者的反应与非亲历者的反应，以同样的形式和程度相对而立。第二种反应的形式，可以用“互补式扩大升级（complementary escalation）”来描述。 创伤后果的互补模型 施密特先生越退缩到自己的地下室工作间，孩子们对他的期待就越少。希尔克再也不问爸爸是不是能在做作业时帮帮她，芬恩也不再问爸爸能不能一起踢足球。他的妻子越来越多地接管了家庭中所有需要对外代表家庭去完成的任务，比如，去银行谈事情或者参加孩子的学校活动。施密特先生一方面觉得自己减轻负担了，但另一方面又猜测，他的妻子不再需要自己了。他怀念自己与孩子的相处，但又没有觉察到，他自己做了什么，才让孩子不想再寻求与他亲近。其实两个孩子*希望的都是他们的爸爸能再变回像从前的样子。 施密特先生突然出现的情绪或身体紧张，使他们的家庭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比如在吃饭的时候，他会突然极其有攻击性地抱怨孩子们的餐桌礼仪，这让孩子们感到非常有负罪感。虽然没有表达出来，但施密特先生随后会为自己的一连串责骂感到非常难堪，因为孩子们的举止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应该受到指责的。于是他又开始退缩，感到羞愧，并觉得自己作为父亲是没有价值和没有能力的。但孩子们想的却正相反，他们觉得是自己又让父亲生气了。于是他们更加回避与父亲的接触。施密特夫人猜测，与丈夫对质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困难，让她先生更沉默。 互补式反应（也）同样是直接当事人和非当事人对（同）一个创伤的反应，但却呈现出一种正相反的反应形式。当家庭成员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对受创伤者的疏离时，就是遇到了这种模式。这可能会导致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尽管还有感情和共情（Harkness & Zador，2004）。当一个孩子比如想友好地拥抱父亲，但对方却传递出对身体上的亲近没有兴趣的信号时，孩子就可能感觉到自己被拒绝和被伤害，并在父亲面前完全退却。回避行为和情感麻木，使受创伤的个体在应对自己的情绪和他人的情绪上变得更艰难。 在直接遭受创伤的个体身上一再突然出现的记忆闪回，使那些发生在过去的威胁性瞬间又好像出现在了当事人的当下一样。这种记忆闪回以及他们避免情绪泛滥的尝试，可能致使对面的其他人生活在另一个时空中。比如，一个急救员可能一再想到上个月高速公路上大型交通事故的恐怖画面，而同时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想着要去丹麦旅游了。当孩子们尝试和父亲诉说他们期待的喜悦时，他们发现父亲对此是一种奇怪的毫无感情的态度。这个出于他的创伤经历所产生的困难——难以进入此时、此地和未来，使彼此间的相互理解变得艰难，并使孩子们在未来会避免与父亲进行对话。 作为受创伤者慢性身体紧张的一部分，突然的暴怒几乎使整个家庭的气氛都没有办法放松下来。与此相对应的是：家庭中的其他人会产生一种压迫感，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想为这种爆发带来诱因。孩子也许感到神经紧张和受到约束。有一位妻子说：“这仿佛就是，与一个情绪持续在变化的人生活在一起——就像水管里流出的水刚才还是令人感觉舒服的清凉，然后突然变得滚烫。”受创伤者在这种紧张的状态下越来越多地丧失了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信任，不断退缩，并要与羞愧感、孤独感和无价值感抗争。 当受创伤者因为表现出受到限制的能力、或者因为在一段时间内应该被照顾而较少地承担家庭的责任时，另一种递归性系统过程就可能发生。如果家庭中的其他人需要长时间地补偿受创伤者在执行和做决定方面的低迷状态，这可能会导致：*初受创伤者越来越少地感觉到自己有理由或义务，继续去发展他之前原本有的能力；而其他人则逐渐适应，去做更多的事，甚至可能超过了自身的负荷。有PTSD症状的人带着羞愧感和负罪感越来越多地成为局外人，而乐于助人的家庭成员在过度负荷下则可能会崩溃。在家庭中可能会发展出一种行为模式，孩子只会再向一个人承担了所有责任的母亲寻求帮助，而父亲就像是在“从外向里看”。如果一个母亲越来越多地接管了家庭中原本该由她丈夫完成的任务，同时并没有从其他任务中减轻负担，她就会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没有伴侣的单亲妈妈。家中的爸爸可能会完全退缩，并在公寓内过着他自己的“个人生活”。功能减退支撑着功能亢进，功能亢进支撑着功能减退（Harkness & Zador，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