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宗读书法(金克木的习学之道)(精)

家庭教育与时代消息 ——金克木的“学习时代”之一 一 198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白色封面的小册子，题名《旧巢痕》，作者署辛竹。小册子看起来像回忆录，奇怪的是，书前“小引”的语气却显得在虚实之间：“我有一个曾经同我形影不离的朋友。他喜欢自言自语似的对我谈他的出身和经历，说话时沉没在回忆之中几乎忘了我这个听话人的存在。这些断断续续的仿佛独白的谈话，本来不曾引起我的兴趣，而且听得久了更不觉有什么新鲜；却不料这位朋友竟先我而向世界告别；在怀念故友的心情中，我才渐渐把那些听熟了的片断故事和人物联缀起来。” 1997年，文汇出版社重版该书，这次变成了评点本，在此前的基础上加了回目和评说，署名方式也变成了拙庵居士著、八公山人评、无冰室主编。熟悉金克木的人都知道，辛竹是他常用的笔名之一。他晚年编订附注的旧体诗集，集名为《拙庵诗拾》。《送廖君奉母东行兼呈相知诸友十首》自注有云，“‘公山’指淮南八公山，故乡所在”。由此，则拙庵居士、八公山人均为金克木的化名，一人分饰两角，自作自评，自叹自笑。加上编辑吴彬假名无冰室主写“编者的话”，戋戋小册竟有了小说的感觉。 后来金克木曾自问自答，解释这本书到底是回忆录还是小说，更加混淆了作品的文体界限：“小说体的回忆录，回忆录式的小说，有什么区别呢？真事过去了，再说出来，也成为小说了。越说是真的，越是要人以假当真。越说是虚构，越是告诉人其中有真人。”有意思的是，《旧巢痕》的评点里，还提到过写作的初衷，“写此书于七十年代末，为给上山下乡儿女知道前代的事，不为发表。过了三年才有出版之议，所以不像小说也不足为怪”。不过，无论金克木怎样混淆文体界限，这书底色的回忆录特征不会消失。值得琢磨的是，反复在文体上做文章，金克木想传达的究竟是什么？ 1997年底，金克木为新书《庄谐新集》写序，提到自己晚年写作的因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发现自己身心俱惫，确已步入老境，该是对自己而非对别人作检查、交代、总结的时候了。于是我从呱呱坠地回忆起，一路追查，随手写出一些报告。”追查的各种问题，曾在《比较文化论集》自序中透露过：“我从小学所受教育中得出一些问题：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大国却会受小得多的日本的欺侮呢？……为什么连文字都从中国借去的日本竟然能‘明治维新’成功，而堂堂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归于失败呢？……我想，一定要知道华盛顿、林肯、拿破仑、俾斯麦、恺撒等人自己怎么讲话以及讲了些什么？总是想对于像中国和不像中国的国家追根究底，想懂得那里的人是什么样子，怎么生活，怎么思想的，以和我自己及周围的中国人对照。总是想追本溯源，看现代外国的所谓文明是怎么来的。” 金克木晚年写下的各种文字，差不多都可以看成这追查的结果：“我追索儿时的问题，由今而古又由古而今，由东而西又由西而东，过了几十年；世界和中国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前面所说情况已成历史；问题也不能那样提了，但不等于解决。……这些文章可以说是我在七十岁时回答十七岁时问题的练习，只是一些小学生的作业。这些习作也算是我交给我的小学老师和中外古今的，可得见与不可得见的，已见与未见的，各种各样的，给我发蒙的老师们的一份卷子。”更重要的是，这个追查过程让金克木意识到，单靠书本无法完整认识世界，他长大后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原先“在中国所遇到的各种人也都是我的发蒙老师，教过我不少知识。这样我才自己以为有点‘恍然大悟’，原来死的书本记录是要同活的人联系起来才能明白的”。 我很怀疑，金克木之所以有意含混《旧巢痕》的文体，就是为了开阔作品的理解空间，让读者在注意书本的同时留意人物，从而观察他身经的时代，综合考虑一个时期的基本社会风貌和人的各种潜在心理。《旧巢痕》从他出生写起，因为他“是在中国的新旧文化互相猛烈冲击中出生的。儿时所受到的家庭、社会和学校教育中充满了矛盾。在家里一面念‘诗云’‘子曰’，一面认ABCD”，古今中外的混杂思潮，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一个小城的孩子身上。 二 明末清初农民大起义，社会动荡，金克木远祖自四川流落至安徽寿州凤台县。道光年间，高祖迁至寿州城内。太平天国末期，曾祖殁于苗沛霖攻打寿州之役，清朝明令褒奖，并恩赏其祖父秀才头衔。祖父“竟不肯借此进一步应考，也不肯利用这个去走动官府，却躲在家里不出来，只极力培养他的下一代独子。他自己四十多岁就死了。他的独子却考取了秀才，又补上了廪生，每月有官费，而且有资格给考秀才的童生作保人以取得报酬。他于是成了教私塾的教师，还常常做些诗文，有了点名气”。尽管不是世代书香门第，但从曾祖到父亲这一代，也算得上读书之家了。 1894年，金克木父亲受老师之邀赴军中，未至而邀者已随丁汝昌、邓世昌殉国。为师理丧时，因表现仗义，获得推荐，从而结识军门，先后谋得几处“卡子”。“曾国藩和李鸿章在打太平天国和捻军时，为筹军饷设了很多‘厘金’关卡，在水陆码头商旅必经之地设上‘卡子’，派一个官吏，带上差人和扛枪背大刀的兵，拦路抽税。”从“卡子”上赚了一笔钱，金父“就照当时清朝的公开卖官条例，花钱‘捐班’，买到了一个县官之职”，管辖地是江西万载。尽管是末代皇帝的末代县官，仍然不乏文字或口头逢迎，而即便从这些略显夸张的话里，也能感受到丰富的时代消息。如兴建近代机构，“兴警察军，设习艺所，建城乡中小学堂及师范传习所，预筹经费，规画久远”；如开办学校，“州治设中小学堂五所，八乡陆续增建，皆赖公督训而成”。 金克木出生的1912年，父亲五十九岁，生母十九岁。生母是江西万载县人，生于铁匠铺，为丫环收房。这一年中华民国成立，金父已不再是县官，且被扣押抄家。转过年来，金克木还不到一周岁，父亲就突然离世了。远在河南的异母长兄归来善后，并带回了包括大嫂在内的数口之家。 其时，依仗自己的联络之才，长兄的事业正如日中天。一位网罗人才的大公子发现大哥“不是寻常之辈，很有点经济韬略，杂学旁通，是封建传统中的非凡人物，绝非一个文人或学究。大概不消多日，两人心照不宣，大老爷弃文就武，由教书而秘书，由文秘书而武秘书”。因父亲去世，只好暂时回家“守制”，却“毫不犹疑地进行活动”。大嫂是官宦人家出身，见多识广，回家处理丧事，恰好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在两句话禀明婆母之后，她就一手掌握大权，安排一切”，其精明果敢有类凤姐。“不消多少天，在一对能干夫妇的全权指挥下，全家连同所有的家私一起上了大船，还挂上某府、某堂的号灯，浩浩荡荡由江西回安徽去了。” 回到安徽，大哥继续出门闯荡，大嫂留在老家。金克木身边的生母、嫡母、大嫂和二哥、三哥，就都成了他*初的启蒙者。三岁左右，金克木开始学说话，“我探索人生道路的有意识的学习从三岁开始。学说话的老师是从母亲到大嫂，学读书的老师是从大嫂到三哥”。生母*早跟金克木语言交流，“当她教我叫她那个写不出来的符号时，她是教我说话和对她做思想交流”。除了母亲，大嫂是教金克木说话的**位老师，她“说话的特点是干净，正确，说的句子都像是写下来的。除了演讲、教课、办外交以外，我很少听到人在随便谈话时像大嫂那样说话。她不是‘掉文’，是句句清楚，完整”。 这一家人说话，称得上五花八门。“我的生母是鄱阳湖边人，本来是一口土音土话，改学淮河流域的话。……嫡母说的也不是纯粹安庆话，杂七杂八。回到老家后，邻居，甚至本地乡下的二嫂和三嫂都有时听不懂她的话，需要我翻译。她自己告诉我，她的母亲或是祖母或是别的什么人是广东人，说广东话，还有什么人也不是本地人，所以她的口音杂。”大嫂是河南人，“讲的不是河南土话，是正宗的‘中原音韵’吧”。两个哥哥和其他家庭成员，说的则是安徽寿州话。 这样复杂的方言系统，让金克木学说话的过程很有独特性，“我学说话时当然不明白这些语言区别，只是耳朵里听惯了种种不同的音调，一点不觉得稀奇，以为是平常事。一个字可以有不止一种音，一个意思可以有不同说法，我以为是当然。很晚我才知道有所谓‘标准’说话，可是我口头说的话已经无法标准化，我也不想模仿标准了”。金克木后来没有任何畏难情绪地学各种外语，是否跟他从小习惯各种方言的转化有关？ 学说话与学读书相关，“读书也是说话，当大嫂教我**个字‘人’和**句话‘人之初’时，我学习了读书，也学习了说话”。从此，大嫂开始教读《三字经》，“她梳头，让我看着书，她自己不看，背出两句，叫我跟着一字字念，念熟以后背给她听”。如此这般，上午读书成了金克木的日常功课。“他每天得一枚‘当十’铜元，一直到他把整本《三字经》读完，没有缺过一次。中间大嫂曾反复抽查，让他连续背诵，都难不倒他。不过大嫂并没有给他讲内容，只偶尔讲讲，例如，‘孔融让梨’，说，‘融四岁能让梨’，你也四岁了，要学礼节。”过了将近三十年，金克木在印度佛教圣地跟憍赏弥念梵文诗，“开头他也是让我看书，他背诵，吟出一句原文，再改成散文句子，再作解说，和中国与印度古书中的注释一模一样，说出来的就是散文，吟出来的是诗”，让他恍然觉得和大嫂当年教他《三字经》的情形相仿。 这或许是印度和中国共同的传统讲授方式，背诵为主，讲解为辅，礼俗也渗透在讲解里？这种教学方式，受新潮影响的三哥不以为然，偶尔在回家时实行新式教育法。“在他念了一段书以后，上新学堂的三哥认为这样死背书不行，买了一盒‘字块’给他。一张张方块纸，正面是字，背面是画。有些字他认得，有些字认不得，三哥便抽空教他。他很快念完了一包，三哥又给他买一包来。”这样新旧方式交替着教了一段时间，四岁多的时候，金克木“念完了《三字经》和一大盒‘字块’，可是不会写字，不会讲”。按传统教育方式，《三字经》以后，应当是《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致使金克木的传统发蒙中断，教育转向了另外一条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