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儿流浪记

我是个捡来的孩子。 然而八岁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和其他孩子一样，有一个母亲，因为每当我哭鼻子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女人温柔地把我搂在她怀里，摇晃我，我的眼泪也就不再流了。 没有一回不是在她亲我的小嘴后，我才上床睡觉的。当十二月的寒风夹着鹅毛大雪吹打白花花的玻璃窗的时候，她一面把我的脚捂在她手掌心里，一面给我唱歌，那歌儿的调子和几句歌词至今还印在我的记忆中。 每当我沿着野草丛生的小路，或者在遍地长着石楠树的荒山野岭放牧，遇到雷阵雨袭击的时候，她总是跑来找我，撩起她的羊毛裙子，盖在我的头和肩膀上，让我藏在里面躲雨。 每当我与同伴吵嘴的时候，她常常听我伤心地哭诉，并且好言好语地安慰我，或者开导我。 这一切以及其他种种事情，比如她对我说话的态度，她瞧我时的眼神，她对我的疼爱，她责备我时的那种温情，都使我相信：她就是我的亲生母亲。 后来我才知道她只是我的养母。 我的家乡，更确切地说是我在那儿长大的村子——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家乡，没有出生地，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或者说我在那儿度过童年的村子叫夏凡侬，这是法国中部*贫穷的一个地方。 这种贫穷并不是村民们缺乏毅力或好吃懒做所致，而是因为土地不肥沃：那里的地表土层很浅，要想获得丰收，就得施肥和改良土壤，而当地又缺少这种条件。因此，除了偶尔可以看到屈指可数的几块耕地外（至少我说的那个时期是这样），到处都是长着石楠树和金雀树的荒地，荒地的尽头是荒漠。在高高的大片荒丘上，长着一些被凛冽的寒风抽打着的枯萎小树，到处是奇形怪状的弯杈曲枝。 只有走下山坡来到平川，才可看到青翠茂盛的好看的树，高大的栗树和遒劲的橡树就生长在河边或小块的牧场上。 在一块平地上，在一条通向卢瓦尔河支流的水势湍急的小溪边，有一所房子，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 直到八岁，我在家里还从来没有见过男人，但我的母亲并不是寡妇，她的丈夫是个砖石匠，像当地许多出外打工的人一样，他也在巴黎干活。 从我能够观察和理解周围事物的时候起，他一次也没有回来过。有时候他仅仅托回村的某一个同他一起干活的师傅捎个口信。 “巴伯兰大妈，您丈夫身体挺好，他要我告诉您，工作还顺当。他又给您带了点钱来。钱在这里，您要不要点一点？” 话就那么几句，但巴伯兰妈妈已感到心满意足：丈夫身体不错，他干活挣钱，能养活自己。 巴伯兰长年累月住在巴黎，不要以为他与妻子不和，这种别离同夫妻不和睦毫不相干。他待在巴黎，那是因为活儿把他留住了。当他老了，他会带着一笔积蓄回到老伴儿身边，老两口儿就可避免因岁月的流逝而丧失劳动力所带来的贫困。 十一月某日的傍晚，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在我家的篱笆门前停下，那时我正忙着在门口劈树枝。他没有推门，只是抬起头瞧了瞧我，问我这里是不是巴伯兰大妈的家。 我请他进屋。 他推开篱笆门，门轴吱呀一响，他不紧不慢地走进屋里。 我从来没有见过身上沾了这么多泥浆的人。他满身是泥，一片片的泥巴，有的已干，有的仍然湿漉（lù）漉的，一望可知，他在泥泞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久很久。 巴伯兰妈妈听见我们的说话声，急忙走出来。当这个生客跨进门槛的时候，她正好和他打了个照面。 “我从巴黎给您带消息来了。”他说。 一定又是那几句简单的话，我们的耳朵快要听腻了。但是，这次他说话的口气和以前说“您丈夫身体挺好，工作还顺当”时的声调截然不同。 “啊，我的主啊！”巴伯兰妈妈合着双手惊叫了起来，“热罗姆一定出事啦！” “嗯，是的。不过您千万不要吓坏了身子。您丈夫是受了伤，这是真的，但他没有死，可能残废了吧。他现在住在医院，我的病床和他挨着，他乘我回家，让我顺便把情况告诉您。我不能多待，天快黑了，我有三里路要走呢！” 巴伯兰妈妈一心想知道个究竟，她请客人留下来吃饭，说路很不好走，树林里有饿狼，劝他还是第二天一清早动身为好。 客人在壁炉旁坐下，他一面吃，一面向我们叙述事故发生的经过。原来是脚手架倒塌，把巴伯兰半个身子全压在里边。因为有人证明巴伯兰不应当站在出事地点，所以包工头拒绝支付任何抚恤金。 “不走运，可怜的巴伯兰！”他说，“不走运，脑子灵活的人会想办法得到一笔赔偿费，可您丈夫一分钱也要不到。” 他一边烘烤裤腿，裤子上烘干的泥块变得硬邦邦的，一边不断重复着“不走运！”这句话，看起来他是真心难过。在他看来，只要果真能够得到一笔赔偿，残疾了也算值得。 “不过，”他把经过讲完后说，“我建议热罗姆和承包商打官司。” “打官司？可要花一大笔钱呀！” “不错。不过要是官司打赢了……” 巴伯兰妈妈真想去一趟巴黎，可是这么一次长途而费钱的旅行又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