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对待新闻(新闻研究的新学术视野)/学术前沿系列/新闻与传播学译丛

**章 关于新闻：探索与学术任何光都投射阴影。
――加斯东?巴舍拉新闻变成非新闻现象时*为人欣赏。当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堪萨斯城市星报》、《多伦多星报》和其他报纸做记者时，他的记者经历被视作他之后作品的“学徒训练”，那时他的作品被斥为“只是新闻”。但是，当他把部分同样的素材一字不差地写成虚构作品时，它被欢呼为文学，其中某些部分在全世界都一直占据着文学经典的地位。
这种转换――从“只是新闻”到一种得到提升并值得欣赏的现象――激发了本书的写作灵感。为什么新闻在生产的那一刻不易得到欣赏，尽管它有那么多问题、矛盾、局限和异常？对于那些对新闻研究有兴趣的人而言，不断面对它沉默的评价就仿佛一个人想把车开到高速路上，但却不得不复习基本的驾驶程序。学者们被迫不断地陈述新闻为何至关重要这个基本问题，因而使得大部分现有的新闻学术研究不堪重负。自从人类认识到与他人分享与己相关的信息是一种需要以来，新闻始终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与我们同在，考虑及此，这样一个问题会贯穿始终令人大惑不解。
新闻一直饱受质疑并身处许多集体情感的炮火之下，对于这一事实，新闻学者负有部分责任。学者们的工作是否足以证实新闻为何至关重要，以及在何种环境下它*为重要，本书的起点就是指出他们并没能做到。因此，本书打造了一个框架以便重新思考新闻，由此，或许能够从新闻是什么而不是新闻可能是什么或者变成什么的角度去更好地鉴别它。本书题名借用詹姆斯?凯瑞创造的一条以“严肃对待新闻”开头的短语，重新审视我们作为学者为新闻确立了什么，并致力于讲述新闻研究在不同格局中的沿革。
严肃对待新闻首先意味着回顾学术文献，关注学者在关于新闻的思考中扮演的角色。一直以来，学者们在将新闻、制作新闻、新闻学／业、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概念化的过程中有什么偏向？他们运用了哪些解释性框架去探索新闻实践？在形成关于新闻如何发挥作用的设想时，他们借用了哪些研究领域的知识？而且，他们的研究对待新闻是否足够严肃？在思考现有学术文献强调了什么、淡化了什么的同时，本书还通过提出关于新闻学术领域生命力的问题，表明对待新闻的严肃态度。它今天的样貌、在岁月中的演化甚至在学术界其他地方招致的挑战――这些问题都使得探索的策略集中于新闻研究的生命力。在发展迅速的新闻学术文献中，关于何为知识的讨论如何将某些特定类别的学术合法化，同时将其他的类别边缘化？
潜藏于这一尝试之下的是对新闻和新闻学术未来的深深担忧。虽然有人会争辩说他们始终严肃对待新闻，但是本书认为这并非普遍状况，而这一假设是本书的基点。我自己的经历证实了这一点。作为一名逐渐从新闻报道转向学术研究的前新闻工作者，我一直在竭尽全力从学术观点靠近新闻。当我带着“新鲜的专业知识”从新闻世界来到大学时，我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平行宇宙。作为一名研究生，我阅读的内容无一能反映我刚刚离开的工作世界。部分原因是，这些观点得以提出的学术环境往往远比它们所描述的新闻背景更具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和代表性。构成了我整个新闻工作者生涯的那些微不足道然而确凿无疑的成就、无休无止的紧张不安、被奇异的不可预测的瞬间打破的单调乏味、无以言表的忠诚、有同袍情谊调和的无聊琐碎和无解的两难困境都在哪里？我认识的很多新闻工作者都和我一样对此感到不适，新闻学热切地用显微镜观察我们的世界令人心神不安。当然，深藏于这种张力之下的是新闻业的无比持久：尽管为了学术探索，许多学术著作将新闻工作者与他们周遭的世界割裂开来，但是新闻业在这个世界仍然欣欣向荣――不管学界说了什么，或者没说什么。
在学术界内部，这一状况始终令人担忧。新闻研究的版图有时候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自相残杀的战场。当代新闻研究不仅将新闻学者彼此割裂，而且将他们与学术界的其他部分也割裂开来。在新闻研究中，雄厚的资源将那些同样为新闻业的过去、现在、未来担忧，然而又缺乏一个共享这种担忧的对话平台的人区隔成一个个小团体。这些人包括新闻学教育者，研究传播学的新闻学者，媒介研究院系、对新闻文本感兴趣的写作教师，研究信息传递的技术学者。只要这个战场上的每一位新访客遭遇那些老殖民者迅速而坚决的反击，这个名单就会持续存在。这表明，我们从多维度全面理解新闻的能力前景一点也不令人振奋。因此，为了努力严肃地对待新闻，本书始终坚持，我们的理解就是去揭露那些默认的假设，正是它们一直引领着我们将新闻视为一个领域、一个职业、一种实践和一种文化现象。
尽管本书主要是对文献的回顾，但是依然希望介入关于新闻角色的不断争论，尽管是有限的介入。将新闻研究的历史置于恰当的位置至关重要，因为若非如此，新闻就无法被严肃对待。因此，本书指出了若干方向，我们可以由此调整过去人们习以为常的对待新闻的规则。本书要求重新思考将新闻概念化的传统方式，并重新评价了新闻的定义、许多用于评估新闻的工具以及我们为何如此看待新闻等问题。新闻学和探索的策略《严肃对待新闻》的出发点基于这个假设：如果新闻业意义重大，那么新闻学就意义重大。因此，本书认为二者对新闻的活力都具有关键意义，并着重考察更广泛的知识积累方式，新闻学正是借此得以逐渐成形。本书假设，在新闻研究中没有哪种声音更优越或者更权威，也没有找到一个单一的新闻愿景。相反，不同的声音提供了更多同时是更完整的方式来理解什么是新闻。
吸纳更多的声音于新闻有益，原因很简单：探索不仅仅是一种认知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因而，揭示新闻背后的假设在多个探索领域――稍作列举如文化批评、阐释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都具有实践基础。正如多年前詹姆斯?克利福德观察到的那样，构建探索行为需要解决散漫的概念化维度及其认知问题。
因此，在对新闻学术进行思考时就出现了许多具有导向性的假设。例如，在重新思考新闻研究时，我们面临着一系列基本的方法论问题，而这关系到我们如何*大限度地开放自己，讨论那些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知道的广为接受的观点。我们对新闻的理解中，哪些是可以放手的？我们将它置于何处？我们如何陈述自己所见，又使用哪种框架加以解释？在思考我们中有多少人将新闻概念化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思考是什么导致我们中的很多人决定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新闻概念化，以及我们如何通过知识获得的不同方式进行协商，达成共识。例如，我们之所以决心研究新闻，是否因为我们希望将自己的成果在某些会议上提交，或者在某类期刊上发表？或是因我们希望把额外作品发表在大众报刊或电视上？因此，我们对于定义的关注需要解决两个问题：谁在致力于概念化，以及取得了什么成果。我们应从何时、何地、何领域着手解决眼前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和谁谈论？身处何种机构和历史局限之下？我们有多少人徜徉于这个与他人共享的版图，却不一定相互赞同？
阐释在此处至关重要，并且需要全面的思考。如果我们声称所有新闻工作者都对公共事务有兴趣，但又未能提供一个将新闻和治理结合在一起的阐释性框架，从而使其他人信服其生存能力，我们就无法解释眼前的现象。由于阐释的权威性总是有所偏颇，要么肯定、要么否定某些特定类型的知识，所以我们无法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断言历史研究胜过社会学研究。我们也不能对任何一个领域做出统一的断言。进一步说，阐释总是需要对实施研究的方法和与该研究相关联的领域进行思考。一个特定研究者的身份往往会影响对其学术生产的评价，在新闻研究中，这往往集中于一名研究者是否曾亲身从事过新闻工作。*后，阐释可以并且总是需要与其他持有不同观点的观察者的权威进行比较。
这些假设有很多都可以非正式地追溯到埃米尔? 涂尔干对于是什么力量维持了一个社会团体之团结的兴趣。涂尔干说，当个体将自己视为一种集体赖以形成的社会秩序和过程的成员时，社会纽带就出现了。对集体认知方式的关注在其他地方也一直在发展。在那些地方，人们看到，认知范畴的成功发展取决于它们对更大世界的适应性。托马斯?库恩提出，通过发展共享的范式，即命名和归纳问题与过程，科学得以成长壮大。玛丽?道格拉斯指出，
真正的团结，“只有在个人共享自己的思想范畴到了一定程度之时才是有可能的”。
通过关注其社会维度来确定学术研究的结果产生了两个主要影响。一方面，它强调了摆脱现有分类方案的困难。一旦形成了关于某种特定分类法的共识，人们就倾向使用同样的方案对新现象进行分类。另一方面，当探索领域处于库恩（Ｋｕｈｎ，１９６４）所称的“前范式”阶段时，它们为相互竞争的观点而进行的斗争可能改变现有的分类法。在学科似乎已经建立很久之后，这些斗争的残留往往仍徘徊不去。
这种关注意味着三个前提：
（１）它意味着概念化在生产出概念之后并未结束。相反，它延伸到任何构成这些概念的东西、它们在学术中将我们带往何方，以及我们中有多少人使用或不使用它们为日常生活赋予意义。
（２）它意味着向概念化背后的力量投入一定程度的注意力，无论那些力量是个人、组织、职业说客还是非正式团体。这些力量往往是等级森严、政治化的，并且反映了一种文化权力的认可。例如，当批判语言学家罗杰?福勒出版了一本关于语言学和新闻的新书时，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因为他在自己的领域已经树立了牢固地位，尽管他之前从未将新闻作为自己着重探索的目标。
（３）它意味着消除了一种确定性，即某些群体、领域和个人无所不知或知无不尽。没有谁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将新闻和新闻实践概念化。在致力于重建新闻探索之时，这种对所有声音一视同仁的平等是必要的先决条件，尽管接受这一点就规避了学术界谁*有资格提出关于知识的主张导致的这个延绵不断的紧张关系。
这些观点共同表明，“做新闻”与“做艺术”或者“做宗教”并无明显的不同。对新闻的思考以模式化的方式形成，这些方式不仅揭示出大量的认知信息，而且揭示出超越新闻本身的共性和差异的社会图谱。对新闻的现有探索新闻的社会图谱包含两个有价值的参考点――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在新闻的坚守与变革之中，这两个群体都投身于对探索的塑造，二者在塑造探索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探索不能让其触及的各方都清晰明了，那么二者都损失巨大；反之，两个群体的共同利益要求每个群体都必须对新闻有一个切实可行、连续不断的认识。同时，如何成为两个群体的成员？其标准既不清晰也不连贯。
公平地说，现有的新闻学术并未生产出反映所有新闻的材料。相反，大部分现有学术作品仅仅反映了构成新闻的部分内容，并使其代替了整体，从而产生了彼得? 达尔格伦所称的学术的“转喻特质”。他认为，一直以来，新闻的定义主要是从新闻制作，特别是硬新闻制作的微观（且日益削减的）维度出发，从而产生了一种偏见，以致伤害了学者接受新闻的所有不同形式、发生地和实践业务的能力。换言之，我们的研究只占当代新闻素材的一小部分。
考虑一下在这种狭隘的新闻定义下那些目前没有资格成为会员的所有候选者： 《时事》、ＭＴＶ 的《摇滚一周》、互联网邮件列表、《?司徒》、ｗｗｗ．ｎａｋｅｄｎｅｗｓ．ｃｏｍ、天气频道的记者和饶舌音乐。它们只不过是临时想到的一部分而已。本书提出，占支配地位的新闻定义在确定何为新闻工作者方面恐怕不是*具有包容性的。因为随着新闻采集和新闻呈现的实践、形式和技术在多样性、方式和数量方面日益增加，现有学术材料的相关性正在缩水。
新闻研究的这种转喻偏向首先得到了职业新闻工作者自身的支持，他们的自我感觉往往要么凭借着新闻世界是浪漫、片面和有偏见的观点，要么将新闻简化为一套狭隘、实用的行为。一方面，许多人自视为坚定的独立新闻猎犬，在?望台上时刻监视着无比重要、改变生活的报道――即便他们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花费在等待会议结束、核实引语、改写官方声明和新闻通稿，以及追随其他人的导语上。另一方面，新闻工作者发现，在科层制环境的严苛边界之外展望自己的工作殊为不易。根据斯图尔特?亚当的观点， “职业从业者倾向于按照有限的新闻编辑室的概念来定义新闻，从而抛弃了任何新闻的诗意思考或雄心勃勃的形式”。*近，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爆发的关于新闻理论与实务教学的争论仅仅是一个例子，证明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对于新闻研究持有不同的期待。
于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断裂影响了新闻实务和新闻探索之间的空间。达尔格伦说，“新闻现实及其官方的自我呈现”之间存在着日益扩大的差距，这对新闻工作者和学者都产生了影响，并横亘在当代新闻学的大部分核心探讨中。
令已经如此复杂的状况雪上加霜的是学界将新闻工作者专业化的行动。不仅仅是因为学界一直告诉新闻工作者他们是专业人士――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而且还因为它提高了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价码，而这往往是对那些实践这门手艺的人的损害。这在部分新闻工作者那里激起了相当令人困惑的回应，以《独立者》前主编伊恩?哈格里夫斯的断言为代表：新闻不需要资格，因为民主社会的每个人都是新闻工作者。
新闻研究的这种转喻偏向还有一部分来自那些研究新闻工作者的学者生产的各自为营的成果，另一部分来自那些新闻教育者。正如我曾经论述过的，这两个阵营生产的大量孤立的探索成果已经让他们自己陷入了绝境。结果显而易见：新闻的形式和内容一直生气勃勃，但如今在公众的想象中却似乎是个模糊的区域。“这只是新闻”的反驳作为对过度描述性学术研究的侮辱性回应耳熟能详，它将新闻构建并边缘化成难以接触、微不足道、缺乏重要性的东西。因此，在一次又一次的民调中，新闻工作者在公众信任议题中接近底层就不足为怪了。
8关于新闻的研究，告诉了我们什么？它强调了早就应该对新闻那广为接受的观点进行重新审视。一个关于新闻学术的假设是对什么是理解新闻的*佳方式缺乏共识。我们中的很多人倾向于非正式甚或是潜意识地将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作为对新闻进行概念化思考的学科背景。但是，在采取社会学的解释模式时，我们可能已经将自己与其他获知方式割裂开来。这并非新鲜观点： 埃弗里特? 丹尼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呼吁对新闻教育进行改革，将其有效地嫁接到更宽广的大学课程表中。亚当提出将新闻重新定义一种人类的表达方式，并将其定位为艺术。事实上，人文主义的探究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弥补社会学探索偏见的方式：如果不将新闻定义为效果，我们可能找到其他形式例如表演、叙事、仪式和阐释共同体来思考新闻是如何运作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暂时搁置在新闻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默认假设，重新审视这个形式和实践都在不断演化的新闻世界。众所周知的是，处理新闻的方方面面实属不易，因为在不同国家、不同媒体、不同利益、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区，它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描述能够适合其全部的演化。事实上，随着地点、学科和时间段的不同，关于新闻*初是如何以及为什么演变成学术探索对象的故事有着许多起源之说。因此，毫不奇怪，甚至像这样一个计划也受到那种为人熟知的趋势的限制。但是，即便受到个人视角的自然限制，努力搁置各种先入为主的假设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这样做或许既有助于为新闻的进一步研究开创更友好的家园，又有助于我们评估新的新闻研究。本书的架构基于知识社会学，本书检视了新闻（ｎｅｗｓ）得以被研究的五个探究领域――社会学、历史学、语言研究、政治学和文化分析，对其新闻学文献分别进行了回顾。在投入新闻研究的相关学术领域中，上述领域绝非全部，诸如经济学、人类学、法律和哲学这些重要的领域在本书中没有得到相应的章节。同样重要的相关领域――传播学和媒介研究――在本书中也没有相关篇章，因为它们显而易见的跨学科特点对于本书探索式的尝试而言有些超前了。事实上，本书描述的许多前提都可以被看作为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许多工作提供的共同基础。
本书各章的内容既不相互关联，亦不相互排斥。每一章都根据定义将特定学者的作品限定在一个学科范围之内，并标明了他们的所有权。例如，迈克尔?舒德森出现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语言研究和文化分析的章节中，因为他的作品所采用的前提与上述每个视角都直接相关。本书对学者们的分类是根据其作品所采用的前提特点，而非其接受的训练，因此凯瑟琳?豪?贾米森尽管接受的是修辞学训练，但是却主要被放在政治学之下。每一章还标明了特定学术研究的所有权，因为这样做就说明了围绕特定学术视角展开讨论的前提。本书还提供了关于采集实践的学术研究，从而更加有效地说明这些前提偏向政治学而非社会学，尽管事实上采集实践研究往往与后者一致，而非前者。出于同样的原因，近年来关于新闻的许多作品被直接置于文化分析的章节，而不是语言研究的章节中。
因此，本书提供的描述可能会让许多读者感到勉强，或者主观上受到吸引。但是，它们是经过巧妙选择的，从而帮助我们聚焦于新闻的不同维度。每个学科领域都提供了新闻被强调或者忽视的方方面面――这在每种情况下都有所不同――并希望通过对新闻地图的多样描绘，其构成要素可以呈现在别样的光照之下。
通过追踪这些探索领域，《严肃对待新闻》还对一系列附属于新闻的核心讨论进行了思考。新闻学术研究和许多不相往来的“邻居”共同演化出了一个版图。本书建议对大量跨学科线索进行识别，从而更好地理解新闻，原因很简单：它们对现有学科的不同观点做出了回应。此外，本书的写作主要是通过对英文文献的追寻（对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学派给予了一定关注，对其他语言的学派关注则更少），那些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生产的学术对于本书提出的观点享有特权，因为它们产生的土壤是我*熟悉的。美国和英国的新闻学参考文献可能远比拉美或非洲的新闻学描述出现的频率高。这就是说，本书提出的观点并没有穷尽每个视角的相关文献，但是我希望每个观点都带领我们走向虽然还是不完整然而却更佳的、我们称之为新闻学的观点。
除了对新闻学的近距离审视之外，本书还提出了学术权威的政治问题。虽然社会学探索框架长期以来主导着新闻学术研究，使人们未能及早认识到还有其他的方法理解新闻实践，但是更为普遍的学术权威建立模式已经从有偏向的框架转向对新闻的一般性陈述。这不仅使许多现有研究脱离了采取其他视角的研究，而且还推迟了在多个相关探索领域之间修建桥梁的时间。
本书围绕上述五个探索领域进行组织。本章“关于新闻”，以及*后一章“严肃对待新闻”提供了理论概述，将这一课题定位于知识社会学所提供的更广阔的框架之中。第二章“定义新闻”对新闻业／学、新闻和新闻生产的多种定义方式进行了观察。第三章到第七章分别回顾和批评了援引不同视角探讨新闻学的文献，旨在阐明每一种视角之后的假设。
这些章节如下：
第三章――社会学与新闻
第四章――历史学与新闻
第五章――语言研究与新闻
第六章――政治学与新闻
第七章――文化分析与新闻
第八章是*后一章，基于之前章节的讨论提出了若干问题，旨在为延续新闻研究的学术讨论开拓空间。
简而言之，不同的探索类型促进了新闻思考的不同方式，本书这些章节就是对此的追寻。不同的探索类型主要作为启发式的手段置于本书之中，用以区分它们的方式比在真正的实践中更具有互斥性。虽然大部分探索都倾向于将不同的解释模式混合在一起，其程度比本书还要严重，然而每一种探索类型都确实在追随有规律的、系统的解释。
总的来说，社会学探索在文献资料之外对人进行了研究，发展出对群体互动模式的关注。在思考新闻方面*具影响的模板―――新闻社会学聚焦于组织、体制和指导其工作的结构以及从事新闻采集和发布的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工作流程和其他模式化互动。社会学探索偏好研究占主导地位的实践，排斥反常的实践，并将新闻制作过程固化为静止的时刻进行分析，而不是将其作为整体现象进行思考，由此形成了新闻学术研究。它始终强调行为和效果，而非意义；它已经生产出一个观点，即新闻工作者是专业人士，尽管不那么成功，因为他们尚未展现出专业主义的正式属性。这种探索还在本质、功能和新闻受众类型方面生产了大量成果。
历史学对新闻背景的探索确定了新闻业和新闻实践的悠久历史。这种主要依靠文献资料而非人的探索类型利用过去――它的教训、它的辉煌、它的悲剧――作为理解当代新闻的合法化动机。在这个框架中，引起学术关注的往往是那些长久不衰的东西。因此，对当代的研究往往借用了过去某一个点的视角。
语言和新闻的研究始终以不同方式强调新闻文本。语言研究假定新闻工作者的信息既不透明也不简单，而是从言说者的立场进行建构活动的结果。
有些研究致力于对新闻语言进行密切而详尽的文本、语言学或发散的分析；其他研究则考察语言的实用性――新闻语言使用的模式受到故事叙事、框架或者修辞传统的形塑。因此，这种探索不仅强调语言本身的形态，而且强调它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
政治学家对新闻有着长久的兴趣。从广泛考虑媒体在不同类型政治系统中的作用到研究政治竞选行为或研究记者和官员的采访模式，政治学对新闻的探索形态充斥着张力。考虑到新闻业在新闻制作中扮演的重要的“政治”角色，每种张力都得到了大量关注。政治学探索研究新闻业中的*高等级――发行人、董事会、总编辑，对新闻业中较低等级的新闻工作者个人的研究很少。同时，许多研究是由规范动机驱动的，结论是一些纠正性的注意事项，暗示新闻业是并且应该是和社会中更加普遍的政治动机相一致的。
*后，对新闻的文化分析一直在积极地追问新闻自我意识背后的假设。此处，这种探索认为，新闻*终是关于投身于新闻生产的文化团体的假设。探索关注的是影响新闻实践的语境因素，并且需要考虑不同类型的新闻工作之间的模糊界限。这种学术研究的大部分内容是通过探索记者运用何种文化象征系统为自己的职业赋予意义来考察对新闻工作者自身而言何为重要。文化探索往往假定新闻业中――诸如新闻采集流程、标准、价值观、技术和关于什么重要、恰当和优先的假设――以及它的研究视角缺乏统一性，因此使用了不同的概念工具对新闻做出解释。
至于文化批评，《严肃对待新闻》考察了我们许多人对新闻的了解，以及我们如何就我们所知达成共识。本书通过追寻学者们对新闻的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充分的路径来重新审视这些既有学术研究。因此，希望这本书不仅将阐明我们对新闻的理解，还将揭示学术权威更一般的运作方式。此外，它将证明，认真对待新闻是一项值得付出的努力，不仅对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如此，而且对未来几代人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