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淘书

施蛰存与《待旦录》 一直喜欢施蛰存先生的文字，淡然，随性而又隽永。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开始接触文化老人，也动过想去看望他的念头，后来不知怎么没去成，就成了终生遗憾。这不妨碍我通过阅读他的作品，了解他走近他。当淘得他早年的旧著《待旦录》时，我的欣喜之情实在无以名状。 《待旦录》于“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初版”，列入“刘以鬯主编的怀正文艺丛书之四”，由上海江苏路九十九号的怀正文化社出版。丛书共分八种，都是沪上名作家如许钦文《风筝》、李健吾《好事近》等。此书共收文二十三篇，分两辑，**辑十一篇，第二辑十二篇。作者写有《序》，他说道：“这是我在抗战八年中写的散文中的一部分，其他的散文，差不多皆已散失，有的是印本在旅行或流徙中遗失的，有的是原稿写出去之后，便无踪影的，有的是发表以后没有剪存，以至现在无法寻觅的。在戎马仓皇中，一个人要保留他自己的一些文字，也真不容易。”这多少说出了抗战艰难时期，不但生活极不稳定，东迁西走，作为作家，也难以保存好自己的笔纸财物，等到要编一本抗战中写下的文字，就颇为不易。*后，施先生写道：“应当说明的是书名的涵义。我对于抗战大业，并没有尽过参加作战的责任，所以不是取‘枕戈待旦’的意义。 这个‘旦’字，只是《卿云歌》中‘旦复旦兮’的意思，或者《诗经》里的‘女曰鸡鸣，士曰味旦’的‘旦’字。”这样，这个书名就带有自强和兴旺的意味了。 《待旦录》中的**辑，可视为文艺杂谈。其中一些文章在发表的当时，就引起过文坛的争论。如《新文学与旧形式》《再谈新文学与旧形式》，因为有人提出异议，他为此多写一文。主要意思是，新文学的作家，如要参与文学大众化的运动，一是提高大众的文学趣味，二是从新文学本身中去寻求能接近大众的方法，也即抛弃旧文学旧形式的俗文学。其实，旧形式如章回小说、平剧脚本、弹词小调，等等，正是旧文学向新文学的一种过渡。施先生所说：“不要把这现象认为是新文学的一条康庄大道。”这诚是施先生的一家之言，他强调的是小说、诗歌、戏剧等纯文学的文学性而不是宣传。可见施先生是心直口快之人，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这让人想起施先生与鲁迅先生交恶的往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以“丰之余”的笔名，写了《重三感旧》，发表在《申报·自由谈》。施先生也在该报发表《〈庄子〉与〈文选〉》，因正巧有编辑请他填写介绍给青年的读书表格，施先生填了《庄子》和《文选》，结合鲁迅的文章，他说：“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作文章的方法，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我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庄子》《文选》一类的古文。”鲁迅见之又撰文反驳，强调青年人不必沉溺于古文里。一来一去，都没有好听的话，互相嘲弄和攻讦，以至于施成了鲁迅笔下的“洋场恶少”。今天看来，鲁迅所骂似乎言重了。无非关于青年人读古书的看法不同而已。对施先生来说，心里当然不舒服，这样的“恶名”，他背了大半辈子。晚年他在一次访谈中说起此事，还愤愤不平地说：“被鲁迅踢了一脚。”但他并没有过多计较，一直保持对鲁迅的敬重，还在他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鲁迅的重要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因为他“觉得鲁迅这篇文章写得实在好，应当发表”。 还说《待旦录》。此书第二辑是真正意义上的散文，他说：“只有《老兵的小故事》一篇，是诗，不是散文，照理不应该编在这里。但是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确是把它作为散文写的，我自己又喜欢它，不愿意割爱，所以这里是它*适宜的安身处了。”但从形式上看，它确实是诗，每节五行，共十五节，*后一节却只有四行，总计就是七十四行。作者用的是顺口溜的民歌形式，完全口语化，开头写道：“三十岁年纪该不算大/可是人家叫俺老兵也不差/前七年剿匪后三年把日本人打/说好听些，也就是十年戎马/唉唉，这络腮胡子三个月才一刮。”全诗读来朗朗上口，内容通俗易懂。无论如何，是应归入诗的行列的。既然作者把它编入散文，那是可以理解的，那是散文化的诗，或诗的散文化。其他各篇散文，如《跑警报》《山城》《河内之夜》等，都是作者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居无定所，东游西走，在极不稳定的漂泊中，写下的辛酸文字：“跑警报的时候是唯恐敌机来得快，而事实却真是侥幸地老是不来。始终是谁也没有躲进防空壕去，便听见解除警报的汽笛了。那是一个得到了安慰的病人的叹息，于是荒山上的人们也随着舒松地长叹着，提起行李回城了。”这样的文字，从一个侧面，写出了平民在抗战中的困苦。 施蛰存（一九〇五—二〇〇三），字蛰存，号梅影轩主、无相庵等，原名施德普，笔名施青萍、安华、施二等。虽生于杭州，但从八岁起就跟着父亲施亦政来到松江。父亲先后任江苏师范学校文牍、检察兼掌书（图书馆主管），母亲系松江人。他在松江（华亭）县立初等小学、省立第三中学完成学业。之后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又进入上海大学、大同大学等。每逢寒暑假必回松江，读书写作，进行外国文学翻译。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下，施蛰存与好友戴望舒、杜衡三个共青团员，被列为“共党嫌疑分子”，只得仓皇离校。他悄悄潜回松江，后在省立松江中学执教，借此暂避风头。他曾回忆道：“一星期后，我回到松江家里，隐居小楼，杜门不出，每日阅上海报纸，慨叹时事。”第二年，在松江他与陈慧华举行婚礼，丁玲、胡也频、沈从文等好友从市里赶来贺喜。在松江，他走上了文学之路，与冯雪峰、戴望舒、杜衡组成“我们的文学工场”，筹备《文学工场》杂志。他自述一生开了四扇窗： 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北窗是碑版整理。四扇窗都明亮且成果斐然。散文杂谈的创作，只是他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分支，亦成绩不凡，继一九三七年出版**本散文集《灯下集》，这是他的第二本散文集。 据这套丛书主编刘以鬯先生回忆：“我那时也给施蛰存出过小说，戴望舒的稿子也是他转给我的。他住在愚园路，就在我家后面，所以他有时候就走到我家把稿子给我。”当年设在刘以鬯家中的怀正出版社，就在江苏路，朝北走一小段路就是愚园路，右拐弯就是施先生的家。两人确实住得十分近，联系方便友情深笃，这才有了这本今天看来异常珍贵的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