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人物的青少年时代:鲁迅

结 语 身内的青春与身外的青春 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的划分，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联合国曾于1985年将15岁至24岁的人划为青年范畴；而到了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把“青年”的上线划定在44岁。 鲁迅诞生于1881年9月25日，他44岁那年，是1925年。 那么，鲁迅的青年时期，给我们留下了多少文化遗产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组编撰的《鲁迅著译系年》，从17岁撰写《戛剑生杂记》算起，鲁迅青年时期留下的或长或短的不同体裁作品（包括译文）约有400余篇，其中包括他30岁撰写的文言小说《怀旧》、37岁发表的《狂人日记》、41岁发表的《阿Q正传》。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和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中的不少经典之作都是在他青年时代创作的。也就是说，鲁迅在青年时期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先驱、世界级文学家的地位。39岁那年鲁迅登上北京大学的讲坛，他的讲稿《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研究史的开山之作，以致在当下的“国学热”中，鲁迅也进入了国学大师的行列。 1925年元旦，44岁的鲁迅写下了新年抒怀的散文诗《希望》。他感慨自己青春的流逝：“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但那只是纯属个人的身内的青春；鲁迅认为还有另一个青春，那是身外的青春，属于同时代的青年人。鲁迅写道：“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详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 身外的青春，正是“希望”之所在！他希望青年人朝气勃勃，而不能暮气沉沉；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而不必等待炬火。如果青年人都寂寞了，那他觉得自己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了。 是的，鲁迅挚爱青年，寄望于青年。鲁迅有句名诗，“俯首甘为孺子牛”，其中“孺子”可以宽泛地理解为民众，但准确讲首先指的是青年。 鲁迅出生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年代。1894年，鲁迅13岁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翌年清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鲁迅切身感受到了作为弱国子民的屈辱。 为振兴中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并于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鲁迅希望新的政治制度能给中国带来希望，感到民国初年的氛围的确比腐败的清王朝光明得多，以为从此可以“纾自由之言论，尽各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 。然而，接连出现的袁世凯称帝、孙勋复辟等逆流闹剧，使鲁迅“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任何人在奋斗的过程中，都可能经历一时的苦闷，短暂的彷徨，由希望而绝望，由积极而颓唐……难能可贵的是，鲁迅经过严格的自省、灵魂的搏斗、艰辛的求索，终于能够用光明搏击暗夜，用希望战胜绝望。他像《秋夜》中的枣树，即使受到皮伤，仅存树干，仍然会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他像《过客》中的那位行者，黑须乱发，衣衫破碎，脚早已走破，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仍然要在似乎没有路的荆棘丛中走出一条路来；他更像《这样的战士》中的那位投枪手，面对披着各式伪装、扛着各种漂亮旗帜的敌人，举起了投枪。不克厥敌，战则不止。 促使鲁迅上下求索、永不休战的动力是什么？一言以蔽之：爱国。爱国主义表现为对国家有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表现为对民族有自尊心、自信心。22岁的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发自肺腑地赞叹：“吾广漠美丽*可爱的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中国者，中国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他尝试探寻一条科学救国的道路，力图将“科学”与“爱国”结合在一起。在日俄战争期间，他深感“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终于弃医从文，以“精神界之战士”现身。所以，鲁迅无论是选择“科学救国”的道路，抑或选择“精神救国”的道路，引导他不断探寻真理之路的始终是爱国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珍贵的思想就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爱国，首先要挚爱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生生不息的百姓。鲁迅毕其一生，都在为劳苦大众的生存、温饱与发展而呐喊。他补充说道：“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鲁迅身上值得青少年学习的地方很多，但归根结蒂，首先应该弘扬的还是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精神，“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爱民精神。 鲁迅之所以挚爱青年，寄希望于青年，这跟他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是一脉相承的。因为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未来。鲁迅认为，在中国改革绝不可缓，否则中国就会失去了世界，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这是使他感到“大恐惧”的事情。 然而在旧中国，要进行哪怕是点点滴滴的改革都十分艰难，因为必然要跟积习发生抵触，不可能一个筋斗便告成功，而必须经过一代接一代人的努力。改革的成败终究取决于青年！中国的明天终究取决于青年！ 鲁迅对青少年有什么期盼？ 1919年10月，38岁的鲁迅虽然还未成为父亲，但他却写出了一篇著名的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希望青少年能“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这句话，包含了鲁迅对青少年体格、道德和思想方面的诸多期待。 道德是立人之本。新文化运动提倡“人我两利”“自利利他”的新伦理、新道德，但在天平的两端，“人”和“我”往往无法做到绝对均衡，天平难免会向一边倾斜。鲁迅崇尚的道德境界是“损己利人”，就像《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的柔石烈士那样，“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 这就是“损己利人”的生动体现。当然，这并非对一切人的要求，也不是人人都能到达的境界，但鲁迅却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给青少年做了榜样。 “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鲁迅倡导的“拿来主义”精神。青少年要容纳新潮，就必须与时俱进，对古今中外一切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知识广采博览，就像蜂蜜酿蜜之前，必须采集百花，而不能只叮在一朵花上。容纳新潮，也必须进行独立思考，比较鉴别，咀嚼消化，化为自己的血肉，不能让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的跑马场。鲁迅借《狂人日记》中“狂人”之口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声音，提倡的就是一种科学的怀疑精神，既不是迷信盲从，也不是怀疑一切，历史虚无。 “耐劳作的体力”指的是良好的体质。鲁迅希望中国青少年朝气蓬勃，轩昂活泼，那就要以健壮的体格为基础。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就经常骑马，留学日本时期也学过柔道。但鲁迅因过于操劳，熬夜时抽烟过度，导致肺部病情加剧，55岁就辞世了。1936年6月5日，宋庆龄在一封敦促鲁迅就医的信中诚恳地写道：“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可惜，鲁迅以令人痛悼的方式，为青少年上了这堂生命课。 鲁迅去世后，广大读者为鲁迅举行了盛大的“民众祭”，并为他敬献了题有“民族魂”的锦旗。不少青少年在鲁迅墓前宣誓：“先生，没有死；青年，莫彷徨！花谢，种子在，撒播在青年的脑海。” 鲁迅虽然去世了，但一代接一代的青年看着鲁迅的精神背影奋然前行。 这就是薪火相传，名副其实的后浪推前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