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际航运交易所建设路径研究

第1章 我国组建国际航交所的重要意义 航交所是海运市场基础资源要素信息交互、撮合交易、集中清算的场所。可以说，航交所是航运市场发展到高级阶段，由*初的船舶、货物匹配信息逐渐升级运价、融资等一系列的信息和资金交汇的需求。组建国际航交所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 1.1 组建国际航交所的历史意义 人类的海运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公元前4000年前后，埃及就在地中海和克里特岛之间存在贸易往来。公元前1200年开始，腓尼基人在东部地中海大力发展海运业，用本国的工艺品从塞浦路斯和非洲换回金属、食盐等生产生活必需品。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阿拉伯海出现了**批沿海航线。同期，罗马在地中海的航运继承了埃及和腓尼基的传统，主要运输粮食和建筑材料，航线*远延伸到了南亚和非洲。公元7世纪到13世纪，阿拉伯帝国在海运领域崭露头角，开始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发展海运贸易，极大地促进了航海业、造船业以及帆船驾驶技术等的发展。 公元15世纪到19世纪，欧洲开始进入大航海探索时代。西北欧的航海和造船业的进步，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海运业先后崛起，使得大西洋—美洲、欧洲—亚洲航线日益繁忙，大量美洲的烟草和金银、亚洲的香料、棉花、丝绸和茶叶等商品被运往欧洲，尤其是英国，成为世界上**大海运强国。在此期间，日本开展官方航海贸易，到16世纪末贸易扩大到东南亚国家。随后日本在明治维新运动中，颁布《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为日本航运业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早期的美国政府极为重视航运的发展。但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对航运不够重视，导致航运业发展缓慢。直到**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再度意识到航运业的重要性，《1916年航运法》为美国海上霸权奠定基础，随后颁布*全面的航运政策立法——《1936年商船法》，充分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利时机发展航海业，*终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头号的海运强国。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的通航，使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得到了连接，人造运河也加速重塑了全球海运和贸易的格局。 我国的航海发展历史也非常辉煌。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吴、越、齐三国都是具有航海能力的诸侯大国。秦朝曾派遣船队东渡日本。唐、宋、元时期，指南针、钢铁铸造造船、航标等技术发明推动了航运业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海上通商达到了全面繁荣，如宋朝海运贸易和交流覆盖了当时全球50余个国家和地区。明朝我国航海业发展到了封建时期的顶点。郑和在15世纪七次下西洋，途经亚洲和非洲，*远到达非洲东岸。在这一时期，我国出口的主要是丝绸、陶瓷等商品。伴随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扩展，我国在清朝以前曾一度成为全球海运发展进程中的先锋，在海运发展史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大国角色。我国古代的航海规模在清朝之前一直占据世界首位，直到西方工业革命发明蒸汽轮船之后，中国航海业才真正走向没落。 回顾全球航运历史，大国的崛起，绝大部分在海洋上崛起。那些屹立于世界之巅的强国无一不是通过征服海洋实现大国崛起的。海运的发达程度是国家经济实力的体现，而国家经济实力通过海运的不断发展得到不断提升。当前中国GDP已经连续数年保持世界第二的水平，将航运业做大做强是顺应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客观规律的选择。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航交所作为海运业*顶端的基础要素，随着航运产业链深化，成为航运业进入发展新阶段的标志性产物。因此，我国组建国际性的航交所既是建设现代化的海洋强国的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我国重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要元素。 1.2 组建国际航交所的战略意义 组建国际航交所是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这些战略的着力点。因此，国际航交所肩负多重战略意义。 (1)组建国际航交所是下好“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先手棋”，有助于显著提高“海上丝绸之路”联通能力、辐射能力与服务能力 2013年10月，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倡议。2015年3月，国务院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倡议正式上升至国家层面。“一带一路”倡议目标是要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2013～2021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从6.46万亿元增长至11.6万亿元，年均增长7.6%，占同期我国外贸总值的比例从25%提升至29.7%。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入落实，迫切需要平台或载体为沿线国内外港口间的贸易往来提供航运服务，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创新商业模式，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航运与港口企业的合作，大力开展全球化经营，促使区域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建立和健全航运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 因此，国际航交所作为全球国际化的航运资源要素交互处，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互联互通”内涵完全一致，必然引致航运物流自由、服务自由、资金自由、人员自由。因此，建设国际航交所是下好“一带一路”倡议的“先手棋”，将进一步强化我国航运枢纽地位和航运服务能力，加快对外开放，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更加务实高效的合作，推动我国航运市场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开放格局，打造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枢纽、航运枢纽。 (2)组建国际航交所是助推对外全球化战略的“突破口”，有助于打造我国综合实力全球核心地位 2016年以来，英国脱欧、贸易制裁等国际形势无不涌动着逆全球化的思潮，曾经的“地球村”观念在一些国家正在被贸易保护、边境修墙、控制移民等思潮掩盖。在这种大背景下，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正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主动参与、推动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开拓广阔发展空间，为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2013年以来，我国坚持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粤港澳大湾区等，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开放。一系列自贸区和自贸港的设立、金融市场深入改革开放，再到签署《中欧双边投资协定》，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DEPA)，2022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等，标志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持续深化，已经成为抵御逆全球化的重要手段和支撑。在这一进程中，国际贸易的发展、技术信息的交流融合，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层次和质量水平，也需要我国航运业发挥更大作用。航运业作为国际贸易的物理运输的重要载体，背后承载的不仅仅是强大的贸易流，更多的是信息流、资金流；承载的不仅仅是全球供应链构造、运行，更多的是供应链上全球国际化的标准、规则话语权。航运业本身作为一个行业，也需要能肩扛这种责任和任务的平台。而国际航交所作为国际贸易中各行各业瞩目的价格、信息和资金中心，为我国参与并制定全球化的各种标准规则，具有强大“地基”的作用。 (3)组建国际航交所是服务“交通强国”和“海运强国”战略建设的“制高点”，有助于显著增强我国在国际航运金融市场的定价权与话语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十余次视察港航企业，对新时代航运业发展寄予厚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强国必定是海洋强国、航运强国”“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强大，交通特别是海运首先要强起来”“要志在万里，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我国是港航大国，近十年港口吞吐量始终位居世界**，船队规模与造船能力始终跻身世界前列，但我国并非港航强国，我国主要港口城市与伦敦、新加坡等国际航运中心相比差距较大。为此，航运业是我国实施“交通强国”和“海运强国”等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 国际航交所在创建我国海洋经济、航运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模式方面能树立典型引领效应，可以在“交通强国”和“海运强国”建设中发挥显著作用。更重要的是，航运金融处于航运产业链顶端，是“交通强国”和“海运强国”的制高点。航运与金融与生俱来、密不可分。历史经验表明，不具备发达的航运金融称不上“交通强国”和“海运强国”。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一环是建设国际航交所，其是服务“交通强国”和“海运强国”战略建设的“制高点”，海南国际航交所的发展将立足国内，面向全球航运市场，不断扩大中国航运业的影响力，代表我国夺取在国际海运和航运金融领域相应的话语权与定价权，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其他国家战略的实施。 1.3 组建国际航交所的经济意义 (1)为我国畅通国际贸易经济活动保驾护航 从宏观层面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商品贸易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由20%左右上升至40%以上，商品贸易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海运是国际商品贸易中*主要的运输方式，占到国际贸易总运量的90%以上。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总量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2021年90%的进出口货物都是通过海运的方式进行的，这要求我国组建国际航交所为我国国际贸易经济中的信息、资金等提供交汇的场所和平台。 从中观层面来看，我国航运产业链、供应链话语权目前已经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然而，在海运领域的高端服务业，包括航运咨询、航运经纪、航运金融等，滞后于造船业、港口装卸等低端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核心的航运运价，在现货市场没有与境外航运企业议价的能力，导致中国大量贸易运输需求产生的运费收入拱手让给境外航运企业。运价由境外航运企业主导将严重影响中国贸易、航运、造船、航运服务等整个产业链、供应链，进而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为此，发展中国航运金融衍生品市场，争夺国际航运运价定价权和话语权对中国建设海运强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从微观层面来看，航运价格的波动直接关乎航运企业的损益，日益扩大的贸易规模也放大了运价波动的影响，运输成本与进出口企业乃至消费者的行为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更好地管理航运价格的风险，对航运衍生品等相关金融工具的需求正在提升。随着中国航运市场的发展，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运价避险需求，航运相关的衍生品工具呼之欲出。全球航运市场易受各国政治、经济、天气、燃油价格、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运价起伏波动剧烈，这就给其中的市场参与者的经营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航运市场的另一大特点是：航运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造船和买船都需千万美元到几亿美元的巨额资金，且造船周期长、交易时间长，航运市场的高波动性和高不确定性导致风险等级高，因此风险管理需求巨大。航运业具有资本集中度高、运价波动剧烈、经营风险大等特点，除宏观层面受地缘政治、世界经济、自然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外，日常运营中，还需面对市场化、油价波动、港口拥堵、人员罢工、运输事故、极端气候、恐怖袭击等不确定因素带来的经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