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余香录

吴佩孚签赠工藤忠《循分新书》 从小，我就知道，吴佩孚是屠杀工人、阻挠北伐的反动大军阀。如今网络时代，信息充足，人们对历史的看法更为充分客观。比如“百度”条目下的吴佩孚，其功，其过，包括“二七”惨案屠杀工人等事，都客观记载在案。 多年前，我出了**本书《乱世掌国：平议民国大总统》（九州出版社），在梳理资料时发现，与吴同时代的人物以及后来史家，对吴大多持尊崇有加的态度。除肯定其作为军事统帅的才能外，尤其推崇他的私德。吴佩孚以关羽、岳飞自命，一生临节不夺，战败下野后坚决不居租界，晚年拒绝日本拉拢，终以此暴死于日医之手。他在四川国学会讲演时说：“今世道愈非，人心益薄，首宜由礼教入手，以维持数千年之国粹，须讲三纲五常五伦八德。”有记者采访他如何看待鲁迅，他回答“我不看民国以来书”。这是因为他深感民国以来道德沦丧，国将不国。他在四川绥定河市坝对川陕边防军官佐及本部随员训词曰：“要想恢复民国共和，须先恢复中国一贯相传之忠孝节义。此种道德，渊源甚大，可以说是与中华民族共生死、共存亡也。”我写了《咏北洋史事》七律十二首作此书之跋，其中一首写吴佩孚： 广陵听罢泪沾巾，如此英雄未朽身。 河洛纵横来又去，京华歌舞玉成尘。 国中之战非名将，攘外无功则乱臣。 百姓从来多薄幸，至今谁忆旧功勋。 吴佩孚除被人尊称为“玉帅”外，还有一个绰号“吴秀才”：除好作诗外，他还著有几部阐述性理、立德修身的书。一九二七年，吴佩孚受北方国民军与北伐军夹击，败走四川，托庇于杨森。在川五年，整理诗集《蓬莱诗草》，写了《循分新书》。一九三二年移居北平，受张学良优礼，但无力东山再起，遂与江朝宗等组织“救世新教会”“明经学会”，经常对社团演讲，后整理为《正一道诠》《明德讲义》《春秋正议证释》三书。 多年前，我在东京神田神保町的卧游堂书店，看到一九三九年北平白纸木刻初印本《春秋正议证释》。此书初印五百部，修订后又印了一千部。初、二印的函套、用纸、开本均同，都有吴佩孚的三处题签，一在函套，一在封面，一在扉页。区别只是一印后附《刊书志实》，二印则加附了一篇《印书再志》，皆为印工倪宝麟所记。初印于一九三九年孟夏，二印于当年中秋，吴尚健在，但阳历十二月四日即暴卒。坊间多见二印，且多在日本，我见过不少，每部都附有日人渡边孝治刊行的《春秋正议证释の内容》薄册，题“吴佩孚口授　冈野增次郎笔记”，有的扉页还印有“本書裝幀成ル謹テ　天皇陛下　皇后陛下　皇太后陛下　ニ獻上シ奉ル”字样的朱钤。薄册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一九三九年在北平东城什锦花园吴宅冈野与吴佩孚会谈的记录，吴阐述春秋义理，并推衍及中日关系；二是对吴在明经学会关于《春秋》“隐公”章节的阐释之记录。日人如此重视此书，足见对吴的推崇。 此书一印稀见，但卧游堂价格偏贵。我当时尚不通日语，试图与老板讲英文，终是无法沟通。正胶着时，突然横空飞降一人，立于我二人之侧，汉语日语无缝衔接，气氛立时融洽，似春回大地。当时场景，就像吕方、郭盛的两只方天画戟的豹尾绒绦搅在一起，被花荣一箭射开。卧游堂主人野村龙夫相貌粗豪，衣着通脱不羁，但其气质仍嫌循规蹈矩，不脱日本人本色。而此天外来客虽身着正装，却似白马银枪，令人眼前一亮，毫无刻板拘谨之态。我在心里喝彩，日本居然有如此人物。倾谈之下，才知这位吴忠铭先生是沈阳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父母入籍日本。他父亲藏书极富，在神保町一带很有名气。他虽从事高科技行业，但自幼浸濡书林，早已是行家里手，对东京旧书界了如指掌。结识吴先生，我在日本的访书之旅，就不再是盲人摸象了。 二〇一四年，吴先生在神保町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光和书房。我去拜访，但见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徜徉许久，选了不少心仪之物，如胡适签赠本《胡适文存》、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手札、袁金铠《傭庐诗文存》、周作人题书名《山歌》等。但*令我心潮澎湃的，还是这本吴佩孚的签赠本《循分新书》。下款题“吴佩孚印赠”，并有“吴佩孚印”朱钤。题上款的位置撕缺一大块，其余为“工藤先生正”。此书线装铅印，刊于一九三〇年。当时，吴尚在四川，怎会与日本人来往？此“工藤先生”又是何许人也？ 《循分新书》上下二卷：上卷三十二章，包括“正心”“保身”“效忠”“知耻”“尚廉”“仁民”“爱物”等章；下卷十二章，包括“子必孝顺”“妻必柔顺”“朋友必选择”“报应必确信”等章，都是关于修身齐家的发挥。“循分”意为恪守本分，即《弟子规》之“上循分，下称家”。戎马倥偬时，吴顶多“夜读春秋”，绝无精力行著述之事。入川之初，他通电表示“入川游历，不问政治”。他当大帅有征服欲，当“吴秀才”有训诫欲，所写内容，都是不容辩驳的。但民国军阀，*能写的还不是他，而是阎锡山——晚年在台北菁山结庐十年，写了逾百万字，阐述“中”的理念，规划了未来三百年的中国发展之路，吴佩孚不及也。 但吴佩孚告别政坛，到底只是个无奈之举，他本不肯认命。一九三一年甘肃突发“雷马事变”，省主席马鸿宾被冯玉祥的旧部雷中田扣押，甘肃陷入僵局。吴佩孚觉得机会来临，与陇省一拍即合，以调停人身份驾临兰州，入驻专门为他准备的“吴上将军行辕”。未到兰州，他已到处封官许爵，并着力拉拢西北各省，终得到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的“拥吴”通电。他会见政要之时，直言应废弃三民主义，现场更撤去了总理遗像。事闻于蒋介石，深感事态严重，遂令杨虎城率陕军进攻兰州，雷中田抵挡不住，携款出逃。吴佩孚见大势已去，仓皇经宁夏、包头逃亡北平，幸好还有张学良接纳了他。 对吴佩孚来说，“反动大军阀”这顶帽子确乎太重了，但近年来的评价又过于溢美了。尤其是他于日占时期在北平的表现，既非峻拒，亦非婉拒，而是“拖拒”，能谈则谈，不能谈则拖。蒋介石早就请他和段祺瑞南下，以免是非，段即成行，他却坚持不走，而且标榜气节，不入租界。据溥仪《我的前半生》回忆：“我在天津的七年间……军阀……都给过我或多或少的幻想。吴佩孚曾上书向我称臣……”就算吴佩孚留恋大清，有忠君思想，但他以关、岳自命，口口声声要抗日，当时溥仪与日本人打得火热，他又去凑这个热闹，真是大可不必，好在他并未加盟“满洲国”。到日占时期，他虽与日本人接触，接受伪政权奉上的车马费，却只想由自己做主，而不愿做日本的傀儡。日本人终对吴佩孚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借治疗牙痛之机将吴佩孚杀害。国民政府对他隆重旌表，备极哀荣。 工藤先生应是溥仪的侍卫长工藤铁三郎，他本是个浪迹天涯的浪人，以个人身份追随过很多中国政要。后经前清遗臣升允的推荐，当了溥仪的侍卫。他追随溥仪直到“满洲国”覆灭，长达十五年，是溥仪*信任的人，并为他赐名“忠”。他对溥仪的忠心，甚至高于对日本之忠，后来他在东北，经常不满关东军的跋扈。联想到溥仪在天津时，吴佩孚曾来称臣，而《循分新书》正是讲恪守本分的，君臣之道也是个中之义，因此携来献给“皇上”，其时工藤忠在侧，天壤间遂有此签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