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伯格的孩子:自闭症的由来与纳粹统治:aspergers children

阿斯伯格常被描述成一个怜悯、进步的人，在第三帝国时期醉心于自己的研究，反对纳粹主义。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从未加入纳粹党。他还因保护精神残障儿童免受纳粹的迫害而享有赞誉。很多人认为，阿斯伯格强调这些儿童的独特技能，突出他们能在技术岗位报效国家的潜在价值，是为了保护他们在纳粹“安乐死”计划中免遭杀害。从这个角度来看，阿斯伯格的自闭症诊断是一张精神病学上的辛德勒名单。第三帝国垮台后，阿斯伯格自己也说他曾反抗帝国统治，冒着生命危险从纳粹种族灭绝行动中解救了这些孩子。 然而，当时的档案记录展现的却是一个不同的故事。档案文件显示，阿斯伯格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维也纳的儿童安乐死体系。他曾与维也纳儿童安乐死体系的领导者亲密共事，他通过自己在纳粹国家中的数个不同身份，将几十个孩子送到斯皮格朗地儿童医疗机构（Spiegelgrund），维也纳的残障儿童在那里被杀害。 阿斯伯格在儿童安乐死计划中起的作用和广为人知的他对残障儿童的支持，很难调和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两者都实实在在地体现于文件记录中。详细深入地研究阿斯伯格的工作记录后发现，他的行为表现出两面性质。阿斯伯格会在他的年轻病人之间做一个区分：他认为可以治疗的病人和不可治疗的病人，可以治疗的病人具有融入“社会统一群体”的潜力。对于他认为大有潜力的孩子，阿斯伯格会给他们提供量身定制的特别护理，然而对那些被他判断为障碍程度更严重的孩子，他则会将其送入收容所严加管制，甚至移送斯珀格朗地。而这样做的，并不只有阿斯伯格一人。比阿斯伯格更资深的纳粹医学界同行也是如此，对有利于帝国的孩子给予一流的、耐心细致的照料，而对他们认为不可救治的儿童实施处决。 阿斯伯格行为的两面性突显了纳粹主义整体的两面性。帝国的人类改造计划同时具备治疗和消灭两个方面。根据各人缺陷的差异，有的个体可能会接受训练以达到纳粹的标准，有的则会被铲除。要划分出将遭受迫害和铲除的群体并不怎么费力，因为帝国成员不断地提出、更改群体标签，并对目标群体采取行动，这些标签不是固定不变、千篇一律的规则手册，弹性灵活的划分办法随着时间不断变化。在这样的诊断式统治下，某些带有缺陷标签的人可能会接受改造以符合纳粹的标准，并不会直接被处决。举例说，纯血统的犹太人会被认定为没有存在价值，但某些混有斯拉夫血统的人则会接受日耳曼化改造，又或者缺乏工作意愿的人会被教着参与工作。类似地，对于阿斯伯格来说，那些自闭症表现“理想”的孩子能够通过教育融入“社会统一体”，甚至还因为身赋“独特的能力”而获得认可。 第三帝国为建立同一民族共同体所做的努力意味着增加人口，提高帝国标准下理想人口的数量，将他们团结起来，同时剔除掉另一部分人。洁净国民就成了一场大屠杀，这个历史上规模*大人种灭绝夺去了超过 600 万犹太人的生命，此外还有许多有计划的灭绝行动。超过 20 万被视为身患残障的人被帝国处死，22 万名“吉普赛人”（罗姆人和辛提人）、大量东欧和苏联人口遇难，其中包括 330 万名苏联战俘。 纳粹官员根据人种优生学所谓的“科学原理”来划定灭绝对象，他们将灭绝原因归于对象在遗传和生理上的劣等性。帝国以生物学方法来界定国民的从属或非从属，历史学家因此将第三帝国称为“种族国家”（racial state）。自然，种族之别是纳粹政权的组织原则，然而这一术语还说明了实际情况并不如纳粹的种族标签和种族计划那样界限分明。 在实际情况下，驱除不理想人口是一个充斥着实验和失误的过程。标签定义灵活可变，政策决定反复无常，随时间、地点、参与者不同而变化。哪怕是犹太血统这一看似清晰的类别，在 1935 年的纽伦堡法令中也有十分复杂费解的界定标准，之后还就混血犹太人（Mischlinge），或拥有半犹太血统的人的处置方式引发诸多讨论。官员们对生理上的劣等人的人数究竟有多少都不甚明了，预计值从 100万到 1300 万不等，多达每五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劣等人。对所谓“不健康的雅利安人”的认定和迫害同样混乱不清：所谓的“反社会人士”和“工作意愿缺乏者”（例如罪犯、无业者、流浪汉、酗酒者、妓女）、男性同性恋者、政见反对者（尤其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宗教异见人士（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决定这些人是要抓捕、驱逐还是处决的权力可能落在某个个人或机构手中，决策者根据各人意象做出个人化的鉴别。 本书提出了一个审视第三帝国的新视角，即将其视为一个施行诊断式统治的政权。这个政权沉迷于将人口分门别类，按照种族、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性别取向、犯罪过往、遗传血统和生理缺陷等等标签归类。之后这些标签就成为各人迫害和肃清的基础。所以，尽管人们通常是从其造成的暴力恶果来看待国家社会主义，但这一因果链条的成因揭示，纳粹的暴力恶果来源于*初的诊断行为。纳粹优生学被用以重新定义和归类整理人类的状态。缺陷分类的数量增长，随之驱使国家陷入迫害和残杀之中。 …… 本书追本溯源，讨论第三帝国所持价值和其统治期内发生的事件是如何塑造阿斯伯格对自闭性精神病态的定义，将阿斯伯格个人思想行为和他所处的更广阔的世界联接起来，考察这一诊断的产生脉络。将阿斯伯格从缠绕在他身边的事件旋涡中单捡出来，是为揭示纳粹精神病学的起源，也为探明儿童安乐死计划中纳粹大规模灭绝行为的缘由。揭开这段历史将搅乱自闭症必然性和神秘性的光环，动摇我们对这一病症的固化想象——这个疾病诊断与其他不同，并非一经提出就完全成形，而是在精神病学界、国家、社会的价值判断中和相互作用下，一步一步演化产生。 理解这些关联可以更清晰地阐明自闭症的概念，帮助我们反思自闭症在 21 世纪的诸般文化衍生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