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治的视界:缘起与发展

税收国家的危机 约瑟夫·熊彼特 编者按：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出生在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1906年从维也纳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熊彼特曾短期地从政和经商，不过都不怎么成功。他先后任教于德国和日本的大学，1932年迁居美国后在哈佛大学任教直至1949年退休。熊彼特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商业周期、经济增长、统计和经济思想史等，是创新理论、精英民主理论、商业周期理论、经济社会学、演化经济学等的重要创始人或奠基者，其*有影响力的著作主要包括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以及他逝世后于1954年出版的《经济分析史》。在学术上，熊彼特受到奥地利学派著名学者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影响，马克思是他一生景仰的思想偶像和对话者，凯恩斯是理解他思想的重要参照对象，而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探索则成为贯穿熊彼特学术生涯的主线。 这篇论文是熊彼特在“维也纳社会学学会”演讲的稿件基础上扩充形成的，初稿发表于1918年，进而成为财政政治学/财政社会学的奠基之作。本次演讲的主题是讨论在**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所遭遇的财政危机，熊彼特将其称为“税收国家的危机”。对此危机，熊彼特从一个更为纵深宽广的社会历史角度加以考察（他引用葛德雪的名称，将这样的方法论称为“财政社会学”），在交代这样的税收国家的起源（来自中世纪的领地经济）、性质、局限性之后，再来讨论危机的后果（是否会导致税收国家的崩溃）以及可能的应对方法。本文对于财政政治学/财政社会学的发展、财政与国家的关系（财政作为国家发展的原因和征兆）、税收对现代国家形成的推动、税收国家的性质与前景等论述，极大地影响了后世财政政治学/财政社会学的研究。文中随处可见的格言警句，也得到诸多学者的一再引用。 一、议题 有很多人都在说,伴随此次大战而来的财政问题，没有办法在战前的经济秩序框架内加以解决；在不少圈子里的人看来，这样的观点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战前的经济秩序，是由一些高度矛盾的要素混合组成的，人们只有经过极为大胆的抽象后，才能把它称为自由竞争经济。事实上，在这样的经济中，只残存有不多的能够起推动作用并因此而获成功的自由竞争要素；之所以说是残存，是因为经济中的一切因素都似乎不利于创造竞争，尤其是国家保护的企图（以及国家保护在战时的强化）。在战争负担的重压下，这种经济秩序会崩溃吗？或者说，它必定崩溃吗？又或者说，国家必须要改变这一经济秩序并进而创造出全新的秩序吗？要回答这些问题，似乎单靠不动感情的分析还不够。跟往常一样，所有的人都卖力地宣称，他主张的东西才是解决战后问题的必要之举。有些人预言，在战争期间达到顶点的“发达资本主义”（high capitalism），现在必定崩溃；也有人指望，经济自由将更胜从前；而另有一些人，则期盼着经济秩序变成由我们“知识分子”塑造出来的所谓“管制经济”（administered economy）。这一切注定会发生的，因为国家已经失败了（资产阶级自鸣得意地说）；或者说，经济自由已经失败了（知识分子热情万分地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他们都没有尝试用一点像是科学思维习惯的东西去证明自己的判断，尽管其中的社会主义者可能做得比其他人要稍好一点。上面这些令人不快的讨论，就像当今对文化或缺乏文化的任何表述一样，只不过验证了自由竞争原则在口头上还有残留，那就是竞争中*廉价者获胜。在知识的其他领域中，这样的情况都不可能发生；只有在经济事务上，每个人都自以为可以像专家一样发表意见。每一个人，随便什么人，都天真地以为自己有权来重复古老的谬论，或有权幼稚地宣称自己极为主观的经济利益或意识形态才是*新的智慧。然而,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只想简单地谈论一个问题。想要更详尽地讨论这一问题的人，恐怕要抛开我写的这个小册子，因为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其他问题。 如果*初的断言是真实的，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在范围上要比文章标题所表达的更广泛。如果税收国家将失败，而社会接下来又需要有一个其他国家形式的话，那从一个角度来说，这意味着有很多东西超出了用新财政制度代替战前财政制度的范围。准确地说，它意味着：我们称为“现代国家”的东西将改变自己性质，在新的道路上经济将被新的动力驱动，社会结构不可能再维持现状，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内涵、个人的精神面貌等——总之，一切东西都将改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已经比较清楚的是，税收国家的连续失败已不可能是某种偶然干扰的结果，就算是大的干扰（例如世界大战及战后后果）也不足以将一个非常健康的税收国家突然地置于无法维持的境地。即便*简单的思考也可发现，战争*多就是把我们这个特定社会（在财政上我们称之为“税收国家”）更为基本的缺点暴露出来；或者说，它*多只不过是一个契机，能让我们揭开社会的结构性缺陷，并进而加速源于深层原因而不可避免的崩溃趋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学上非常重要的一种景观，这种景观经财政的分析而得以呈现，它也是本文主要关注的内容。我们要问的是，“税收国家的失败”是什么意思？税收国家的本质是什么？税收国家从何而来？它在当今会消失吗？为什么？在预算数字呈现的表面事实之后，存在着什么样的社会过程？ 二、财政社会学 葛德雪（Goldscheid）的不朽贡献[葛德雪在1917年出版了《国家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一书。这是一本颇具智慧的著作，在学术上*为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财政社会学的基本理念。该书成功之处还在于，它为解决财政问题提出了实践方案。在此处我们并不关心他说的实践方案，尽管本文后面的部分内容包含了一点对这些方案的批评。同时，葛德雪和我尽管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判断财政社会学重要性的，但我们都同意一次性地（once-and-for-all）征收资本税。]在于，他是恰当地强调运用社会学方法看待财政史的**人，并宣告了以下的真理：“将国家身上一切迷惑人的意识形态伪装剥去后，剩下来的躯壳就是预算。”而所谓的社会学方法，就是收集坚实的、未经修饰的事实，将其置入社会学的领域中。一个民族的财政史，是这个民族总体历史的关键组成部分。为了满足需要，国家不得不从经济中汲取资源并加以使用，而这对民族的命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一些历史时期，财政的需要以及国家的政策对经济发展、对全部生活方式及文化的所有方面，都产生了直接的塑造作用，而这种作用可以用来解释诸多事件中所包含的一切主要特征。对大多数历史时期而言，它都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只有在少数历史时期，它的解释才显得无力。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从实际情形来理解我们的产业有机体（industrial organism）。我们的民族，也是经国家的财政压力塑造出来的。直到19、20世纪之交，经济政策（当然不止经济政策）首先是在财政要求的驱动下出台的。例如，财政动机完全决定了查理五世采取的经济政策；财政动机让英国直到16世纪的经济政策都由受国家保护的外国商人主导；财政动机让科尔贝尔（Colbert）时期的法国尝试着将整个国家置于行会秩序之下；财政动机还导致了普鲁士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Great Elector’s Prussia）对法国工匠采取收留政策。所有这一切，创造了经济形式、人的类型（human types）和产业状况；如果没有财政因素的话，它们都不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同样，所有这一切造成的影响持续至今。不仅如此，尽管并非出于本意，但财政措施确实创造了也摧毁了产业、产业形态和产业布局，并且以此直接地构建了（或扭曲了）现代经济大厦，进而影响到现代精神[这一点常常得不到足够的认同。相反，历史学家总是倾向于过高地估计国家对经济的塑造作用。经济和预算从来就不能形成一种真正统一的“国家经济”，国家也不可能创造出自由经济所不曾创造的持久性东西，只不过可能会有程度的差别。例如，旧式市场特权解释了直至今天一些产业的区位布局，但这样的例子从整体上来说只是稍微偏离“经济决定区位布局”这一结论。]。比上述这些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财政史所包含的征兆意义（symptomatic significance）。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以及由政策而产生的行为[任何人，只要他知道怎么解读预算或者曾经仔细分析过国际货币市场上所发生的事情，就能提前十年知道本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内容，都写在民族的财政史中，无需任何修饰之词。懂得在此处聆听财政史传达出来的信息的人，比起那些身居他处的人，更能清晰地识别出世界史的惊雷。 更重要的是，财政史上的事件提供了洞察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民族命运变迁力量的机会，同时也能由此透彻地把握社会实在的条件（concrete conditions），特别是组织的形式以及它们成长和消失的方式。财政是社会调查的*好起点之一，尤其是在调查并不排斥它所包含的政治生活时更是如此。在用于研究社会转折点或新阶段之时，从财政入手的研究方法效果更为显著；在这样的时期，现存的形式开始殒灭，并转为新的形式，而且在这一时期里原有的财政策略往往会出现危机。无论是说财政政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财政事件是导致一切变化*为重要的原因这一意义上），还是说它具有征兆的意义（在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会在财政上有反应这一意义上），都是真实的。尽管人们对其适用范围施加了种种的限制，但我们仍可以确定地谈论一个特殊的事实集、一个特殊的问题集，以及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简而言之，就是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财政社会学。对于财政社会学，人们可以寄予厚望。 财政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到现在为止结果尚难预料（in the lap of the Gods），但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在于，它可以让我们从财政角度来考察国家，探究它的性质、形式以及命运。“税收国家”这个词正是这一研究方法的产物，接下来本文的研究与该词所包含的确切内容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