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尽头的尽头

两年前，印第安纳州的一位律师给我寄了张七万八千美元的支票。这笔钱来自我姑父沃尔特，他六个月前去世了。我从来没想过沃尔特会给我钱，更别提指着这笔钱用了。因此我觉得，为了纪念沃尔特，我应该把这笔遗产用在特别的地方。正巧，我那位相处多年的女友，一个土生土长的加州人，答应和我去度个长假。她母亲已经九十四岁高龄，而且短期记忆力下降，为了照顾她，她不得不搬回圣克鲁斯定居。为了感激我的体谅，她脑子一热告诉我：“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旅行，去世界上任何你一直想去的地方。”对此我的回答是（具体原因我也解释不清）：“南极洲？”她瞪大了双眼。我本应更仔细地观察她的反应，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为了让这位习惯了温暖气候的加州人更容易接受南极洲，我决定用沃尔特的钱预订*豪华的行程—为期三周的“《国家地理》杂志林德布拉德邮轮”探险之旅，前往南极洲、南乔治亚岛和马尔维纳斯群岛。我付了定金之后，只要我和加州女友聊起这个话题，总是会不自在地开玩笑，说起那里冷得要命的天气和南极海域汹涌的波涛，这些都是她自愿承受的。我不断安慰她说，一看到企鹅，她一定会觉得不虚此行。但到了支付尾款的时候，她却问我们能不能推迟一年再去。她母亲的状况不太稳定，她不想离家太远，万一有事来不及赶回去。到了这个地步，我自己也略微有点不想去了，完全想不起当初为什么要提议去南极。“在它融化前去看一眼”这种想法，未免太令人沮丧且自相矛盾：为什么不干脆等它融化，让它自己从旅行目的地清单中消失算了？这片“第七大陆”过于遥远，开销昂贵，普通旅行者难以涉足，它这种勋章般的地位也让我不以为然。诚然，南极能看到很多非凡的鸟类，除了企鹅，还有像白鞘嘴鸥和在全世界*南端繁殖的鸣禽南极鹨这样的奇特物种。但南极的鸟种总数相当少，而且我也已经接受无法看尽世上所有鸟类的事实。我能想到的去南极洲的*好理由，是“我和加州女友绝不会做这种事”。我俩早就明白，我们*理想的度假时间就是三天。我觉得如果我和她在海上共度三周，完全无处可逃，我们或许能发现自身的全新潜能。于是我同意推迟一年，自己也搬到了圣克鲁斯。后来加州女友的母亲摔了一跤，情况不容乐观，她更不放心让母亲一个人待着了。事已至此，我终于意识到我不应该再给她的生活添麻烦，便告诉她不用陪我去南极了。幸运的是，我的二哥汤姆刚刚退休，他是世上另一个我能想象与其在小船舱里共度三周的人，可以顶替我的女友。我把预订的大床房改成了双床房，还订购了保暖橡胶靴和一本图文并茂的南极野生动物指南。但即便这样，随着出发日期的临近，我还是没有勇气开口承认自己要去南极了。我一直说的都是“看样子我是真的要去南极了”。汤姆说他很激动，但我却越来越感到不真实，也越来越没有那种期待的兴奋劲儿。或许是因为南极让我联想到死亡—全球变暖正让南极的生态面临死亡威胁，而我自己终将一死也意味着去得太晚就看不到南极了。但我开始分外珍惜和加州女友日常的生活节奏—早晨看见她的脸庞，晚上听见她探望母亲回来开车库门的声音。打包行李时，我感觉自己完全是因为钱都花了，才不得不去这一趟。 一九七六年八月，圣路易斯，一个凉爽的傍晚，我和父母在露台上吃晚饭。母亲起身去厨房接电话，很快叫我父亲去听。“是伊尔玛。”她说。伊尔玛是我姑姑，她和沃尔特住在特拉华州的多佛市。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因为我记得我也去了厨房，站在母亲身边。父亲打断了伊尔玛说的话，好像在生气似的，冲电话里大吼道：“伊尔玛，我的上帝啊，她死了吗？”沃尔特和伊尔玛是我的教父教母，但我和他们并不熟。我母亲受不了伊尔玛—她坚称伊尔玛被她父母宠得太厉害，我父亲因此受了亏待。沃尔特是一名退役空军上校，后来当了高中辅导员，虽然他感觉上比伊尔玛可亲得多，但我对他的了解主要来自他自费出版的一本高尔夫球箴言录，《博大精深的高尔夫球》（EclecticGolf）。他送了我们一本，我也读完了，但这完全是因为我什么书都读。我见得比较多的人，是沃尔特和伊尔玛的独生女盖尔。她是个高挑靓丽、热爱冒险的年轻姑娘，在密苏里州上大学期间经常过来看望我们。她前一年刚刚毕业，在弗吉尼亚州的殖民地威廉斯堡找到了一份银匠学徒的活计。伊尔玛打电话是来告诉我们，去俄亥俄州听一场摇滚音乐会的路上，盖尔在大雨中独自开了一夜的车，她的车在西弗吉尼亚一条狭窄多弯的公路上失去了控制。那几个字伊尔玛显然说不出口，但我们知道，盖尔死了。我当时十六岁，已经懂得死亡是什么。然而，或许是因为父母没有带我去出席葬礼，我并没有为盖尔哭泣或者悲伤。相反，我有种感觉，觉得她的死以某种方式进入了我的头脑—仿佛我对她的记忆网络被什么可怕的针头烧坏了，如今形成了一片虚无的空间，一片充满本质上的残酷真相的空间。这片空间太过险恶，头脑清醒时人绝不会进入，但我能感觉到它在那里，就在一条心理警戒线之后，那就是我可爱的表姐再也无法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