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文化V

19世纪的货币景观 帝国时代不是指一种稳定的状态，而是指一个全球都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新兴世界体系经历着新的调整和强化。帝国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19世纪的帝国主义是前所未有且世界性的，它包罗了新的地缘权力、新的统治技术和新的殖民主义形态。与此同时，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全新的政治单位，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发展起来，先是在美洲和加勒比的古代殖民地，然后在欧洲和亚洲，*后在非洲。随之而来的是新的边界、通量、景观以及“社交阈值”。“社交阈值”是格奥尔格·西梅尔（Georg Simmel）在该时代末期提出的概念（Simmel, 1910[1945]）。 除了大规模的地缘政治转型，技术创新也很重要，其中包括货币流动管理、货币贮存、货币真伪识别的新技术。这些技术使市场和全球货币交换统一化成为可能，并*终使“软商业”（doux-commerce）的“启蒙乌托邦”（“Enlightenment utopia”，Hirschman，1982）和单一的普遍性衡量体系（Darnton，1989）得以实现。人们还借此想象出一种普遍的货币标准：金本位制。从19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到**次世界大战期间，金本位制在各大城市及殖民地得以实施，尽管只限于部分地区。对货币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19世纪的技术变革包括电力和石油、摄影和电影、电报、电话、自行车、汽车、火车、气球和飞机，以及“环球展览”。“与之相伴而生的是一种智能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崭新且合理的测量尺度以及新奇的——越来越同质化的——对空间和时间的感知1。技术革新也使货币标准化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货币印刷首次得以普及：纸币完全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之上，不再有任何内在的金属价值。探究货币生产和兑换的原则日益成为经济学这门新兴“科学”的技术性任务：“货币之于经济学就如同’使圆成方（the squaring of the circle）’之于几何学，或是永动机之于机械学,”　杰文斯（Jevons）在其巨著《货币和交换机制》(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 Jevons, 1896: vi)当中写道。 就“进步”而言，这些巨大的变化所带来的后果必然存在矛盾。一方面，流动性和沟通能力的加速发展为以自由贸易的“自然”节奏为特征的放任世界的自由乌托邦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意义。在英国，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其著作《自由》(On Liberty , 1859)中倡导个体动机，反对“政治统治者的暴政”(Mill，2015:5)，并指出“令生产者和销售者完全自由才是使其供应物美价廉的商品的*有效方法，并且买方也应享有同样的自由”（Mill，2015:92）。另一方面，这些巨大的变化产生了一个没有魔法的反乌托邦世界的形象，一个超理性的铁笼子（韦伯, 1905[2001]）。“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以理性化和智能化为特征，尤其是以世界的觉醒为特征，”　韦伯（Weber）在《以学术为业》(Science as a Vocation，1917)（Weber, 1917[1991]:155）一书中写道。同样，齐美尔（Simmel）认为这种理性货币交换的新兴世界秩序——之后被戴维·弗里斯比（David Frisby）描述为“成熟的货币经济”(Simmel 1908 [2011]:xx)——表现为个人主义的新形式，这些形式兼具赋能与彼此之间深刻的区隔，以“客体文化的过度发展”为标志，即个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令人无法抗拒的事物与力量组织的齿轮，这一组织逐渐从个人手中拿走了与进步、精神和价值相关联的一切”(Simmel ，1903 [2002]:18)。 19世纪末，在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学里萌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创造了关于货币和社会世界的思考和行为的一些概念。因此，现代货币的起源神话获得了科学的形式和合法性 （Menger 1892 apud Dodd 2014: 17; Graeber 2011; Maurer 2006）。现代货币被认为是健康的货币，好的、强大的文明货币(Neiburg , 2010)。它是一种从头开始的货币，在过去无迹可寻，它自发地从“原始的”和空间受限的物物交换宇宙进化到本质上是抽象的、流动的和空洞的货币形式。这种抽象的货币确实混合了当下的观察和未来的理想——齐美尔称它为“纯概念”货币(Dodd, 2014: 317)。与此同时，它还被用作支付手段，测量单位和储值工具；一种多元货币，通用的交换媒介，纯粹的抽象概念和纯粹的数量：符合进化论和双面宇宙论（Sahlins, 1996）。在“帝国时代”，关于这些货币景观意识形态表征的对比是鲜明而明确的，并且直击货币的自然和社会影响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图景的核心：一方面，自由市场由于法定货币和可兑换货币的助力而变得和平而活跃；另一方面，堕落的人类，为泯灭人性的钱币的酸液所腐蚀，创造出纯粹的、可互换的个体，“仅”用金钱来衡量生命的价值。2 正如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1903）一书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19世纪中后期“成熟的货币经济”的出现和集中而广泛的城市化进程携手而行。现代的、抽象的货币形式——越来越多的是纸张——对城市的商业活力起到了巨大的刺激作用。其结果既有智力上的，也有文化上的，更有结构上的。城市生活使市民日益持有精打细算的态度：城市的货币经济“用称重、计算、计数和定性转为定量填充了许多人的日常生活”(Simmel 1903[2002]: 13)。城市集中发展到一个新的规模，这种发展建立在市场和火车站等新的基础设施之上，这些由钢铁和玻璃制成的设施开始与宏伟的古代宫殿交相竞争。大都市的居民越来越多地(也仅能)通过货币(购买方式)去获得商品，他们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以获得(也仅能获得)金钱(见《马克思》，1849，第2章；Ellison，1983)。3 从大都市的角度来看，货币无处不在——即使在金钱缺失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城市中没有工资的失业者所构成的贫困景象足以说明这一点（Castel 2017）。 虽然19世纪以诸多同质并稳定的力量和理想为特征，但没有什么东西是同质或稳定的。帝国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动荡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变化莫测的时代。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所写的那样：“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4 货币是造成这种压倒一切的动荡而混乱的气氛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可以从多元而复杂的货币景观的四处扩张中观察到。这种扩张不仅存在于全球体系的边缘(即所谓的现代性“边缘”)，而且还存在于新旧大都市和新的地缘政治单元(如国家)之中——总是和“每个国家市场都有自己的货币”的理想存在一定差距。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在四处都可以观察到（独特、复杂、集中、等级分明）的各种货币安排：国家货币，帝国货币，殖民货币，货币联盟，国家间固定汇率货币制度(货币发行局制度)，特定商业路线专用货币，商家发行的货币(纸币、宝贝螺、玻璃珠以及许多其他形式)。货币的计价单位与支付手段相分离，其样式、材料和规模也均不计其数。尽管在整个19世纪，“现代化的力量”具有巨大的能量和同质化的影响力，但货币却呈现出多元化及多样性——事实上，时至今日，情况仍是如此（Dodd 2014; Zelizer 1994）。 因此，各式现代主义所宣称的新意（或者纯粹的新意）并不存在。回顾历史，一如既往，我们必须以其自身的多重历史性来处理这些独特而复杂的组合，在这些组合中，不同的时间层共存，在现在阐明过去的不同含义，明确时间和历史的不同概念。货币本身是一个记忆银行(Hart 2001)，并且它是一个高度多面化的记忆银行：每种货币，就像每一种计量单位一样，在每一个特定的相互作用的环境中，都蕴藏着某个单一的历史综合体（Mintz 1961）。 本卷汇集的章节展现了19世纪货币文化史的图景，与以往略有不同的是，它以一种双重视角对各式主题展开探索。一种视角聚焦于博学而流行的货币实践、思想以及理想的复杂纠缠；另一种视角则关注结构(结构化)的紧张关系，而19世纪所有货币空间均以此为特征：有些力量和机构希望看到货币统一，其代表有国家和帝国，或者掌控大型商业板块的公司。这些公司迫切希望看到货币同质化，这样一来其承担的税负便会减少，交易也会更便利；而另一些力量和机构则希望货币分散而多样化，并且希望上述提及的货币功能愈加差异化：纯计价单位增加、支付手段自动化、发明（并再创造）新形的价值储存工具。 这些紧张关系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就集中化而言，国家机构在19世纪所使用的主要模型为中央银行(这样的国家有很多,法国银行于1800年成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于1917年成立)，大型跨国公司、全球化私人银行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等“家族” (Kuper 2001)也随之兴起，并在此期间逐渐转变为全球化金融模型中的新贵。就分散化和多样化而言，这些机构有着无数经纪人，并与其共同分享着利润。这些经纪人是构建碎片化网络以及多标量交易（每个量化范围的形容词均因另一个而变得不稳定，两者间既连续又分裂：地方的，国家的，帝国的，州的，全球的等等）的行动者。5 本卷的章节从这些紧张的动态方面的分散视角出发，开启了（日常货币理论和实践的）细节之窗，并将其置于大环境的背景之中。这不是一个关于引发或者提出“货币理论”的问题，而是关于激发一种归纳和比较的观念的问题。这种观念能够使我们通过对断裂性和连续性的识别而甄别出社会形式和货币敏感性的独特之处。跨学科和跨国界的方法是本书潜在的财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货币历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被汇集起来，共同致力于揭示多样化的制度环境(当代中心和外围)之下（货币）景观细微的奇异之处，为令人惊讶的结果提供了线索：通过避免任何形式的时代错误，他们展现出19世纪货币世界的诸多方面(其概念、实践、敏感性和基础设施)和“我们自己的”当代之间极端的相似之处。 同质化和多样性 19世纪形成的进化宇宙论描述了一种持续的文明均质化运动，货币景观却与之不同——货币景观是多样的、不稳定的、模糊的。历史上的货币形式并没有发生进化，而是逐渐分层和混合。正如（G. Balachandran）在本卷第二章中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古老的帝国货币仍旧存续着，表现出一种巨大的文化适应力，即使在失去官方货币的地位，甚至停止铸造之后，仍然在不断地进行自我丰富和重塑。西班牙达布隆币（Spanish doubloon）就是个例子，它于1849年停止发行，在此后的几十年，美洲的旧殖民地仍在使用它，而那时这些殖民地已经有了自己的国家货币。玛丽亚·特雷莎·泰勒币(Maria Theresa thaler)也是如此，它在1858年就失去了奥地利官方货币的地位，但却一直在流通，甚至在一个世纪后，它仍然在远至非洲东北部和南亚的商圈中流通(Kuroda，2007)。 即使在新老大都市中占主导地位的货币理论假设了一种理想情况，即每个(国家或帝国)货币空间都仅有一种独特的货币(Helleiner 2003 a)，但在19世纪，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人们均可观察到各种货币的共存，这一事实证明，正如奈杰尔·多德（Nigel Dodd）在第七章所描述的那样，国家、社会和各种货币之间的关系远不是天然的，而是偶然的，并且总是存在争议。多德表示，在政治上，19世纪的货币总是夹在意识形态上主要的理论和观点(如金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货币联盟和无争议纸币的想法)的“推”和务实的“现实政治”的“拉”之间。 多德还指出货币在陆地上和海洋中均起到了调节作用。后者是一个充满冲突和竞争的空间，这种冲突和竞争存在于合并或衰落的帝国的货币和新兴势力的货币之间。美元就是新兴势力货币的一个代表，它在成为美国统一的国家货币的同时，也在全球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通常，美西战争(1898年)被认为是美元作为参考货币兴起的主要标志。从此，美元开始在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和南美洲与欧洲货币展开竞争；不久之后，美元又在南太平洋与印度卢比，甚至日元，开始竞争，而后者于1871年开始发行，并于中日战争之后在太平洋地区获得了一定的霸权地位。古巴的美元化发生在1898年；在菲律宾，比索与美元之间的货币发行局制度是在1901年建立的。在19世纪末，货币景观因新的人物、新的机构的出现而发生改变，这些人物和机构开始设计并使用新殖民主义工具：用“货币医生”和“货币使命”传播好消息，建议并实施市场自由化和货币稳定统一化政策，以美元和之后即将实行的金本位制为参照（Rosenberg 2003; Drake 1994; Helleiner 2003b）。 当我们离开潮汐和海岸，深入内陆、深入大陆内部时，货币环境又一次发生改变。我们会遇到其他货币、其他度量单位和其他交换方式，正如新殖民主义的英雄们，例如，利文斯顿（Livingston）和斯坦利（Stanley）的远征（Pallaver 2009: 22），或者非洲东部的商队，所描述的那样：“黑色美元”(玛利亚·特蕾莎·塞勒币的曾用名)，宝贝螺，玻璃球，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Leer Weiss 2005;Mwangi 2001;Pallaver 2009, 2015）。政府和商人均在发行货币。因此，货币在明确的社会等级和价值的多维和差异化的空间中流通：强势而高面额的货币在精英阶层流通，弱势而低面额货币则在普通穷人中流通(Helleiner 2003a: 27)。货币流通还标记出内部和外部市场、不同货币、计量单位和刻度之间的界限和门槛(Guyer 2004)。该空间还与生产效率相关，是利润的乘数和分配者。 正如迈克尔?奥马利(Michael O’malley)在第4章中所论证的那样，这种等级分明的多元化并不仅限于外围货币景观。贯穿整个19世纪，在一系列的禁令之下，各种私自印刷的小面额纸币仍在美国流通，奥马利对它们是如何流通的进行了如下描述：这些纸币由店主、商人、沙龙、餐馆和各种商业机构发行，绰号为“胫骨贴膏”（shinplasters）。在1850年，有9000多种不同种类的私发纸币在流通，这使穷人参与到货币景观的形成之中，促进了贸易和信贷。不同货币的并行流通表现出并强化了社会的不平等性：强势货币在白人中流通；“胫骨贴膏”在黑人中流通。事实上，正如奥马利所展示的那样，巨额的“胫骨贴膏”使穷人、妇女、有色人种、“下层阶级”的经济生活和身份认同成为可能( O’Malley，2012)。 为了使这些多元化的货币在世界范围内变得同质化，多种多样的方法都曾被使用。上面提到的一种尝试是禁止非官方货币的发行与流通，以使官方(或国家)货币受益。另一种做法是建立（并实施）共同的、国家的、或超国家的货币空间：例如，由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和瑞士于1865年成立的拉丁货币联盟；再比如，于1873年成立的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关于19世纪货币联盟的政治讨论，请参见多德所撰写的第7章)。或者是银行业改革中出现的货币空间：**个例子是，1901年，前塞内加尔银行(Banque du Senegal)转型为法国的西方非洲银行(Banque de l’afrique Occidental)；第二个例子是，1894年，首家英属西非银行成立，并在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等殖民地拥有司法权；第三个例子是已经提到的货币发行局制度的实施，这种制度在19世纪末出现于非洲（例如，东方和西方货币发行局制度，分别参照不列颠英镑和法国法郎；Fuller， 2009），并且如前所述，美元也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逐渐得以推广。 19世纪世界体系的(新旧)顶点的连接明显地体现出货币景观的世界性特征，这在其他地方是极为少见的（Mintz ，1984）。海地就是这些“复杂的地方”的例子之一。在整个种植园和后种植园时代（Mintz 1964年），海地是一个多元化的货币空间，各种帝国(重或硬)通货与许多其他(轻或软)通货一同流通，其中包括海地独立革命(1804年)后首次发行的国家货币古德（gourde）。在整个19世纪，古德的价值是用一种固定的等价体系来计算的（这种体系没有任何官方法律地位，但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它存在于文化和市场中)。在这种制度之下，一个法国法郎等于五个古德。在美国于1915年军事占领这个国家后，这种等价体系被保持下来，以新都市的货币为基准，并被纳入一个货币委员会的法律框架，规定一美元等于五古德。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货币文化复杂性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海地元之中，我们看到五个古德的平价是一海地元（Haitian dollar）——海地元在克里奥尔语中叫多拉（dolà），它是一个概念，一种虚拟货币，一个纯粹的价值尺度。它被用于计算大多数交易，并将教会财产、各市场和远超出领土范围的各商圈连接起来（Neiburg，2016）。 中央银行、货币联盟和货币之间的固定平价只是用来管理(福柯意义上的)货币以及随之而来的流动人口的不同手段中的一部分。如本卷各章所示，围绕19世纪货币的性质和管理所展开的讨论层出不穷。这里我们仅探讨三方面。**方面为对新国家和新货币的生存能力问题的讨论；以领土为基础的货币正常化（Helleiner 2003a）是民族主义的原则之一（Hobsbawm 1989: 30–44）：从经济和货币角度来看，威尔士、爱尔兰或苏格兰是能够独立发展的国家吗？如何恰当地定义一个能独立发展的货币区？7第二方面的讨论展开于所谓的金银复本位制（允许金银被平等使用）的拥护者和金本位制的拥护者之间。金本位制起初在英国设立(1821年)，后来被推广到加拿大联合省(1853年)、纽芬兰(1865年)、德国(1871年)、美国(1879年)及日本(1895年)等国。第三方面的讨论再现了现代货币起源的神话，反对强势和弱势货币，正如在19世纪中叶被提出的所谓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 ，“劣币驱逐良币”)所揭示的那样。这体现了时代的征兆，该法则的提出要归功于苏格兰商人及律师亨利·邓宁麦克劳德（Henry Dunning Macleod），据说他对该法则的命名借鉴了三个世纪前发生的关于英国先令的金属纯度和大不列颠硬币的质量的争论。16世纪英国王室的金融经纪人和顾问托马斯·格雷欣爵士（ Sir Thomas Gresham）是这场争论的主角之一（Macleod 1855–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