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治史丛稿

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 宋太祖夺后周的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却不料他的天下也被别人在孤儿寡妇的手中劫夺了去。当宋太祖开国之后,曾用尽心计,立定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却也不料“季孙之祸,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劫夺的人非他,即太祖的介弟赵光义,庙号称为太宗者是。 我说太宗的继统是用劫夺的手段取得的,这不唯与历来谈这问题的人的意见相反,即现今也尚有许多人对这问题仔细研究推考,所得出的结论,也和我在上边所说的大不相同。 我知道,在现今也还能够找到很多很多的史料,可以证明上边我那个说法是不对的。把这许多史料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分作两类:**类是可以证明宋太祖太宗之兄终弟及,乃是出于他们的母亲杜太后的意思的;第二类,则可证明这传弟而不传子的主张,一切皆出于太祖本人。 所可惜的,是这两类材料多少总有些歧互难合之处,因而它们并不能并行不悖。自然,人们还可以说,只须二者之中有一类是可以信靠的史料,岂不也就很够推翻上边的那项结论了吗?无奈,这两类史料又不是正相反背着的,因而,证明了此一类之为伪,仍不足表明另一类之必真。 我说的这两类史料,其中所举述的事由虽不相同,而其说明宋太宗之承统乃是受有遗命的,则并无二致。我以为,假如这两项遗命中之任何一项,不论是杜太后的或宋太祖的,在当时确实是太宗承统的依据,则在他继承帝位之初,必即应昭告天下,俾众周知。若然,则在所公布的一项材料之外,便绝无另行制造一种理由或借口的需要,且亦根本无此可能。然而,当太宗即位之初,想来必正是群情危疑,众口悠悠之际,他却实在并没有宣告任何一项遗命以杜众口而塞疑窦。是则太后或太祖之果曾有遗命与否,大可怀疑,因而在这两项史料当中,是否果有可以凭信的一种,也自然难以遽定了。 就这两类史料出现的时间而论,大都是在太祖去世之后不久,便陆陆续续地相继问世了。这,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是嫌其不免出现得太早了些,牵涉在问题中的一大批人物既尚多存在,恩怨避忌之类便在所难免,则记事的人势不能不有所回护或文饰;从另外的角度来说,我们又嫌其出现得太迟了些,倘若所谓太后的顾命或太祖生前有意传国于太宗的种种表示,有一种能在太祖去世之前公之于世,这问题的解决岂不容易得多多了吗? 今且将两类史料分别汇录于后而推考之。 一、 辨杜太后榻前遗命之说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太祖建隆二年（961）记事有云:六月甲午，皇太后崩。后聪明有智度，尝与上参决大政。……及寝疾，上侍药饵，不离左右。疾革，召〔赵〕普入受遗命。后问上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上呜咽不能对。后曰：“吾自老死，哭无益也。吾方语汝以大事，而但哭耶！”问之如初，上曰：“此皆祖考及太后余庆也。”后曰：“不然。政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若周有长君，汝安得至此?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复当传位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上顿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谓普曰：“汝同记吾言，不可违也。”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上藏其书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同书卷二二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记事有云:太子太保赵普奉朝请累年，卢多逊益毁之，郁郁不得志。……会如京使柴禹锡等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上召问普，普对曰：“臣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复密奏：“臣开国旧臣，为权幸所沮。”因言昭宪顾命及先朝自诉之事。上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章，并发金匮，遂大感悟，即留承宗(赵普子)京师，召普谓曰：“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普为司徒兼侍中。 始，太祖传位于上，昭宪顾命也。或曰，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上复传之廷美，而廷美将复传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开封，德恭授贵州防御使，实称皇子，皆缘昭宪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浸有邪谋。他日，上尝以传国意访之赵普，普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耶！”于是普复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则普之为也。以上两段史料的来源,据李焘自己在夹注中所说,是本之于重修的《太祖实录》(李焘原称为《新录》)、《太宗实录》和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且云在初修的《太祖实录》(李焘原称为《旧录》)中,本没有这项顾命之说。此项记事的后半段(至“或曰”为止),《太宗实录》和《涑水记闻》所记全同;前半段,《新录》便颇有与《记闻》歧互处:《记闻》所记太后临终的遗命是:汝万岁后，当以次传之二弟，则并汝之子亦获安矣。这“二弟”二字,实即是“两个弟弟”,乃是指太宗和廷美二人而言。而《新录》中却只说:汝后当传位汝弟。去掉一个“二”字,是仅指太宗说,并不包括廷美在内了。 又《记闻》所载太后顾命时的在场人物只有太祖和赵普二人,而《新录》当中则说太宗也是当时在场的一人。 前一事,留待后面去讨论,现在先论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