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新闻评论教程

　　有同学认为：在交通领域，闯红灯者的“不良示范”与刑法中的“教唆”有差异：前者没有“故意”，而后者就是“故意”。“文章类比的是教唆罪，教唆罪是有意识地去引导，但是这个案子里的大货车并不是有意识地引导后面的人去闯红灯。我可以不守规则，但我没有要求后面的车不守规则。有意识在法律中非常重要。”　　还有同学认为：小车变道导致后面的大车侧翻，这个责任是可以推断出来的。但是，你不能因为**辆货车闯红灯就推断出第二辆小轿车会变道，变不变道是小轿车司机自己的选择。　　这位同学一方面注意到一个行为的可预期性；另一方面更在意行为主体的责任，即每一个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另有一位学法律的同学认为：教唆犯罪，是一个人的教唆行为导致另一个人的犯意——从事一个违法犯罪的行为。也就是说，他的犯意必须是由你引起的，而且他真的从事了犯罪，在这个基础上才有教唆罪的成立。而在这个交通案件中，首先我们不能说是**辆货车闯红灯的行为，导致后面的车辆违反规则，可能他们本身就有违反规则的意念。**辆货车闯了红灯，后面的车辆也有可能守法；也有可能**辆货车停下来等红灯，但是第二辆车还是想闯红灯，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与**辆货车相撞。这说明，不能从**辆货车的错误推导出后面更严重的后果和相应的责任。　　但也有同学认同这个类比：刑法和交通法规的规则都是人行为准则的规范。这个案例中前车的示范引发严重后果这种现象在生活中并不是很典型。典型的是闯红灯：在路边等红灯本来好好的，一旦有人开始走，就会有很多人都往前走。我觉得交通法规确实该引入“不良示范罪”。刑法中如果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是很重的，交通法规中的“不良示范罪”惩罚可以轻一点，但是这个类比可以成立。　　显然，追责“不良示范”的思路，在总体上对这位同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在自己的思想中接通了生活中其他的“不良示范”现象——它们往往是社会治理的顽疾。　　还有一位同学则讲了自己对这个案例看法变化的过程，先是不认同，后是赞同：我一开始不认同这一类比，因为教唆罪是把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给别人，让别人去犯罪，他也有一个参与的过程，但在“不良示范罪”中前面的人并没有要求后面的人也那样做。引起大家争议的可能主要是*后一句话，但继续往前读，“这正是我们所忽略的：严惩了主犯，而没有对‘始作俑者’的惩罚”，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始作俑者，这个类比论证的有效性在于教唆罪中的始作俑者和**辆闯红灯的始作俑者的相似性。　　从这位同学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文章中“始作俑者”这个被抽象表达的概念，弱化了对后车事故产生影响的闯红灯者与教唆犯罪者在主观意图的有无和影响的直接与否上的差异，而突出了两者的共性，这对这位同学改变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即，她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两者的差异，但一个抽象的词语就掩盖了差异。　　这可能正是一些类比得以成立的基础，即，我们实际上是在一个更为抽象的层面看到两个事物的相似性。而这种抽象本身超越了两个事物具体的差异。　　另有一位同学不是对该类比推理的效力表达赞同或不赞同，而是认为，这个问题不宜使用类比推理。他说：“我对论证的结论比较赞同，但是用类比的方式不太合适。制定法律是因为生活和实践中有这样的情况需要法律来规范，如果举更多的现象或数据可能会更好。”　　这位同学的意思其实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应当回到交通领域之中寻找更多的论证资源，比如同类情况发生的频率、严重情况，以及非立法追责不足以解决问题的程度。这实际上是倾向于在这个特定的问题上依靠归纳推理得出结论。　　这场课堂争议显示出类比推理说服效力可能具有这样的特点：它们可以说服那些认为两个事物的差异可以忽略的人，或者不是很了解两个事物差异的人；而不能说服那些更加在意被用来类比的两个事物之间的差异的人。　　评论作者在运用类比推理的时候调动的相关、相似的论据资源，首先局限于自己的知识水平。这种基于有限知识水平的类比推理，对于不同知识水平的受众而言，具有不同的论证力。　　如上例中，对教唆犯罪特定条件的了解，就使课堂上一位学法律的同学排除了这种类比的合理性。　　这里存在着类比推理在论证效力（可接受性）方面的规律：我们对事物的深入认识，会使我们更多地看到事物的具体规定性。而事物的具体规定性，则限制了其用来“类比’——扩展到其他事物的可能性。用一位同学在分析此前另一个类比推理案例时所说的话来概括：“论证力也将随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加深而减弱。”　　用来类比的所有事物都有差异，我们在类比中是否应当重视或忽视这些差异，取决于这些差异与具体议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