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的兴起(百家廊文丛)

导言 自20世纪80年代始，引入西方文论与学术话语成为我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界的一大景观。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热的兴盛，与文化理论、文化研究相关的概念、范畴、命题更是成为我国学界的时尚话语，并逐渐向文学研究领域扩展，不仅网络游戏、视频直播、城市广场、购物中心、地产广告、流行时装等早已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文学理论甚至脱离了文学而独立存在，成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近些年来，文学理论界在相对有利的学术文化条件下推进了学科建构以及相关的学理积累，但学术发展总会不断面临新的挑战，世界范围内人文学术的跨学科发展趋势使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面临巨大的冲击与挑战。文学理论如果不能以本学科发展起来的思想资源、研究方法影响带动其他学科，不能形成跨学科互动，其学科的影响力和合法性就会萎缩。这是今天文学理论面临的学科压力。它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理论，是否应该有固定的研究对象？文学理论是否必须要与文学相关？脱离了文学的理论还能否叫作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未来是什么？中国文学理论怎样才能摆脱合法性危机并重新建立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有效机制？文学理论良性发展的要求，必然引向对文学理论学科本身的剖析和思考。对文学理论学科自身的反思，直接关系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准确定位和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背景下，以文学理论学科自身为研究对象，把文学理论视为一种知识形式和社会实践进行考量，并把问题回溯到清末民初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诞生之际，从文学理论的学科范式、知识生产模式、传播机制、话语的规范化路径、权力话语运作等角度，梳理、探讨、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生成条件和规训机制，不失为文学理论走出困境、重建尊严的重要途径之一。 近代教育体系与学科演进关系的研究，是史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以中山大学桑兵先生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以复旦大学周振鹤、邹振环、章清等诸位先生为代表的对于晚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学科现代演进的研究，左玉河先生对近代学术分科与中国知识系统的研究，刘龙心女士对中国学科体制与现代史学建制的研究等，早已蜚声学界。他们的研究没有具体涉及近代教育体系与文学理论学科确立的关系，但在史料爬梳、研究方法上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具体到文学理论学科而言，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界研究多集中在文学的本质、特性、观念、语言、形式等内部层面，而关于文学理论学科自身及其与教育制度、出版制度、文学报刊、图书馆制度、稿酬制度、邮政制度等制度之间关系的探讨则相对比较薄弱，尤其是复杂的制度性因素（包括与近代教育体系相关的教育体制、课程开设、教学状况、师资构成、教材使用等）及其中隐含的知识与权力纠葛对文学理论学科生成机制的影响则少有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理论研究中对于“知识生产”问题的探讨逐渐升温，文学“外部研究”日益引起学界的兴趣，其中关于近代教育体系与文学理论学科的关系也开始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大体言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教材建设、课程设置角度对文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进行梳理。以程正民、程凯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毛庆耆、董学文、杨福生的《中国文艺理论百年教程》（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以及傅莹的《中国20世纪上半叶文学概论的发轫与演变》（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为代表。关涉文学概论教材和课程的相关研究还有：童庆炳的《新时期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调查报告》（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曾军的《比较视野中的文学理论教材编写――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发展与理论创新的一种认识》（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2期），周海汀的《民国“文学概论”编纂的体系话语研究》（广西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赵燕燕的《文学的定义：民国时期文学概论教材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等。其二，从学科化角度对文学理论学科命名与规范的探讨。以马睿《文学理论的兴起：晚清民初的一份知识档案》（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年）和栗永清《知识生产与学科规训：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学科史探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为代表。前者主要探讨了文学理论学科化的体制基础、人力资源和学术载体，后者则以较大的篇幅探讨了“民国‘文学理论’学科建设”和“‘文艺学’学科的命名与规范”。另外，国内的一些文学理论发展史著作，如杜书瀛和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殷国明的《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庄锡华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杨春时《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等，均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学理论学科的生成问题，但近代教育体系与文学理论学科确立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然不是这些发展史著作的重点。概而言之，近代教育制度同中国学术、知识体系、思想观念演化的关系研究早已是历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学科与出版、报刊、图书馆、稿酬、邮政等外部制度的研究也已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但具体到近代教育体系与文学理论学科确立的关系，综合而系统的深入研究尚不多见，无论是在近代教育体系之于文学理论学科的发轫发展、话语生产、意义建构还是史料发掘等方面，尚有不小值得研究和拓展的学术空间，这正是本书所要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书关于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的形成与规训机制分析，不是从学科内部进行的自律性检讨，也不是简单地沿着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研究理路进行的外缘研究，而是依照知识社会学的思路，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范式的生成、生产与传播机制的建立、学科话语规范化的路径、作为权力话语的文学理论及其运作等方面展开具体分析。具体来说，本书大体分为以下四部分： **章，近代学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范式的生成。本部分从清末民初的三次学制（即1904年的癸卯学制、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1922年的壬戌学制）入手，就“学制与文学理论学科生成的关系”进行个案分析。在“癸卯学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品格的形成”一节中，笔者主要从课程设置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雏形的文学研究法等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并试图证明：在癸卯学制中，“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所构筑的文学学科“三位一体式”结构框架已初露端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已逐渐从原先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混沌胶合的状态中分离出来，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品格在癸卯学制中得以基本确立。在“壬子癸丑学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范式变革”一节中，笔者试图通过对壬子癸丑学制所颁布文件的细致解读，得出如下结论：文学理论在壬子癸丑学制中的首次明确亮相以及与哲学、美学、修辞学等临近科目的并列设置，既表明文学理论在现代知识谱系中的位置得到确立，也表明文学理论开始有了明确而自觉的学科建设意识；同时，文学理论现代运行模式的基本形成，为文学理论向新的范式转换提供了新的生产、传播和评价模式，其作为一门专门性知识进行课堂讲授和学术研究成为可能。在“壬戌学制与中国文学理论学科范式的现代转换”一节中，通过分析具体学制文本，笔者认为：壬戌学制对现代文学理论话语类型的创制和推行，为文学理论话语系统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制度保证，文学理论话语得以借助于学制系统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这为具有普适性和通约性的现代文学理论话语生产、文学理论教材编写、文艺论著著述等提供了**的条件。与此同时，壬戌学制还对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进行了规划，对教学方法进行了初步构建，为文学理论进行专门性的知识传授提供了一套规范而便于操作的课堂教学框架和教学方式。壬戌学制的颁布，从话语类型和教学模式两个方面实现了文学理论学科范式的现代转换。 第二章，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传播机制的建立。这一部分，笔者尝试以“文学理论场”这一基础概念为出发点展开论述，该概念的提炼得益于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和亨利??列斐伏尔的“生产空间”等理论范畴，并适当借鉴了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和米歇尔??福柯的“知识型”理论。本部分主要从清末民初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生产模式的确立、生产秩序规范化、传播机制的形成、对科学品格的诉求等方面展开论述。笔者的观点是，随着近代报刊业的突飞猛进和新式学堂的渐趋普及，逐渐形成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两种基本模式――以现代报刊为生产空间的生产模式和以新式学堂为生产空间的生产模式。同时，由于现代稿酬制度、著作权制度和现代学制等制度因素的作用，规范、稳定而有序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生产秩序逐渐被建构起来并走向完善。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传播者（留学生、报刊编辑与文学教授）、传播媒介（近代文学报刊）、受众（理论接受群体）和效果反馈机制（“普及化/专门化”教学模式）等方面的条件都已基本具备，标志着现代文学理论传播机制在近代中国初步形成。 第三章，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话语规范化的路径。作为现代性产物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只有建立起以现代语体文为载体的学术表述和话语规范，才能真正实现文学理论的学科构建和学术发展。这一部分，笔者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话语规范化的路径问题。“文学期刊与文学理论学科话语的规范化”一节主要探讨文学期刊特别是以《小说月报》为代表的文学期刊在20世纪20年代初发起的“关于文学名词审定的讨论”，以及当时文学期刊上大量刊登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著译文等，对于推动文学理论学科话语规范化的积极作用。“教材著述出版与文学理论学科话语的规范化”探讨的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初特别是“壬戌学制”规约下文学概论课程在各级各类学校的开设，国内文学界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个国外文学理论教材译介、本土文学概论教材编写、文学基础理论读物编撰出版的热潮，众多文学概论教材被应于课堂教学，许多文学概论教材和文学基础理论读物被定位为“文学入门书籍”或被纳入普及读物系列出版，这在文学理论学科话语规范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制颁行与文学理论学科话语的规范化”一节旨在说明，借助于国家教育部门颁布推行学制并进而推动文学概论课程在各级各类学校开设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文学理论学科话语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所接受，也逐步变得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词典编纂与文学理论学科话语的规范化”一节意在说明，借助于20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初文学词典编纂与出版的权威性，统一而规范化的文学名词才能被逐步被固定下来、达成共识并得到大范围的普及和推广。 第四章，作为权力话语的文学理论及其运作。随着文学理论生产秩序、传播制度的形成与确立以及一系列教育制度方面的章程、文件的颁布施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生成机制得以初步形成。笔者认为，知识借助于国家政权并以制度（教育制度、出版制度等）的形式确立下来就会成为一种权力话语，文学理论话语在此语境中就不可避免地染上权力色彩。对此，本章主要从两个问题（即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真理话语，它如何产生效力？其效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入手，在对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与分析的基础上，把文学理论权力特征的产生归纳为“修辞语用学”和“权力制度学”两种途径，并从文学理论“议题设置”现象入手，运用谱系学的分析方法，考察当时文学理论界（主要表现为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在凸显一个（些）议题并同时掩盖、遮蔽另一些话语过程中所蕴含的压制与反抗这一权力运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