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关系与淮扬运河水文动态研究(10—16世纪)

历史时期江淮关系和淮扬运河水文动态之间关联紧密。淮扬运河是江淮关系的重要媒介，对江淮关系的构建影响重大。江淮关系是运河水文动态的映射，为解读运河时空变迁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淮扬运河与江淮关系的互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宋代以前江、淮一体阶段，宋代至明代中期江、淮分化阶段，明代后期淮水入江阶段。 宋代以前，运河与江、淮等外部水系保持贯通，江淮关系呈现水流自然沟通、互为一体的状态。早在先秦时期，江、淮河口开阔，河湖众多，港汊密布，长江、淮河水系自然通流，春秋邗沟正是基于这种水系一体的环境稍加疏浚形成的。汉唐时期，江、淮河口东迁，射阳湖淤浅，丰水环境减弱，邗沟东道西移。运河水流不似先秦贯通，江、淮分化初现端倪，但在感潮环境中，运河可借助潮水济运，稍加人力干预便能实现整体贯通，江、淮一体得以维持。唐宋之交，随着江、淮河口进一步东迁，感潮环境减弱，江、淮自然通流的状态结束，运河贯通一体的局面被打破，江淮关系从一体走向分化。 宋代，在江、淮分化的大背景下，淮扬运河南、北段浅涩情形更为严峻。为维持运道水位，筑堰置闸等人为干预相应加强，阻断了运河和外界水系的循环贯通，加剧了江淮关系的分化。与此同时，运道封闭加速了泥沙沉积，致使淮扬运河南、北段地势抬升。中部湖水入淮受阻，部分水流进入淮扬中部的洼地，在运河以西潴积，加速运西湖泊的扩展和新湖群的发育。为保障行船安全，湖区运道兴筑单堤，反过来进一步拦截东西向水流，加速运西湖群扩展。宋代运堤就在这种运、湖互动的关系中不断兴修、延伸，成为一道纵贯南北的堤防，对淮扬地区河湖地貌演化产生重要影响。 明初，淮扬运河北段不通淮河，江、淮水系完全处于隔绝状态。彼时黄河夺淮已久，但黄河长期南北摆动、迁徙不定，对淮河下游的影响尚未凸显。平江伯陈瑄开凿清江浦，治理沿运湖堤，完备闸坝工程，重新实现运河通流。在陈瑄构建的运河体系中，除淮扬运河北运口体现出对黄河夺淮后新环境的适应，大部分还是沿袭宋代运河堤岸闸坝形制。和宋代情形类似，明代前中期运河所谓的沟通只是人力勉强维持的结果，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水系通流，江淮关系仍处于分化状态。 明代嘉靖年间，黄河主流干道夺泗水入淮，致使清口淤塞，淮水入海通道受阻。隆庆、万历时期，在黄河扰动、淮水治理和治运理漕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淮水由高家堰分泄南下的格局逐渐确立，不仅对淮扬运河沿线湖泊、堤防和闸坝体系产生影响，还推动江淮关系向新的方向发展演进。在淮扬运河北段，随着沿淮地势淤高，运河无法获取湖水济运，转而汲引黄、淮之水，加剧运道淤积。在抵御黄、淮南泛和维持运道水源的双重诉求下，淮扬运河北段沿线堤防由单堤过渡到双堤，加剧了对水流、泥沙的拦截。在淮扬运河中段湖区，受黄淮南泛、运堤阻隔和入江不畅等因素影响，运西诸湖经历了扩展，推动运道由运、湖一体的湖漕转向双堤渠系越河。双堤越河形成后，运堤闸坝调控的复杂程度相应增加，对水流的阻隔进一步加剧。在淮扬运河南段，随着淮水南下水量增加，扬州运河在漕运之外也兼具了泄水功用，但由于地势所限，运河在漕运和泄水之间存在固有矛盾，开凿金湾河、疏浚芒稻河缓解了矛盾，并被纳入“分黄导淮”的国家工程。至此，淮水入江格局基本确立，江淮关系进入新时期。 江淮关系与淮扬运河水文动态的演进是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个阶段的驱动因素有所差异。宋代以前，主导江淮关系和淮扬运河水文动态的是江、淮河口变迁等自然因素。宋代，淮扬运河运堤闸坝体系形成，标志着运河由一条半天然、半人工的河流向全线人工干预的河流转变，人为因素占据主导地位，江淮关系成为人力勉强维系的结果。明代后期，在黄河扰动和运堤拦截的双重影响下，江淮关系在淮水入江的新格局中发展演进。其中，黄河扰动起外力助推作用，而发端自宋代、完成于明代后期的淮扬运河堤岸闸坝体系才是内在驱动。正是由于运河堤防的拦截，分泄南下的散漫淮水才得以约束，进而与长江联动。 淮扬运河堤岸闸坝体系不仅影响了运河自身水文形势及江淮关系，还深刻影响了淮扬地区的河湖地貌和水利格局。前人研究多关注黄河夺淮对区域环境演变的负面影响，而较少深究人地关系演化背后更为深层的内在逻辑。淮扬运河堤岸闸坝体系成为解读区域环境和人地关系演化的突破点。 其一，宋明时期淮扬运河堤岸闸坝体系确立了运河两侧河湖地貌分化的基本格局。在淮扬地区，天然河道流向多为自西向东，纵贯南北的运河堤防形成后，势必对水流进行拦截。宋代单堤时期，随着大量水流被拦截，运河以西洼地潴水并形成新湖群，运河以东的部分地区逐渐涸出水面、垦为农田，运河两侧分异的河湖地貌初具雏形。明代，湖区双堤渠系越河形成后，运堤对水流的拦截作用更加明显。双堤之间的运道接受黄河倒灌或淮水南泄携带的泥沙，地势逐渐淤高，成为淮扬地区一道明显的地貌标志。在这种情况下，运堤对东西两侧河湖地貌的分化越加明显。不同地区水环境的差异影响了土地利用方式的选择，在长期的人地互动中塑造出运西湖群密布、运东农田纵横的地貌格局。 其二，宋明时期淮扬运河堤岸闸坝体系对梯级水利格局的构建意义深远。淮扬地势西高东低，宋代以前的陂塘和捍海堰分别解决了丘陵地带的灌溉和滨海低地的盐碱问题，但是丘陵和范公堤之间的广阔地带还是缺少水利调控的季节性湖沼平原，大规模的农业发展难以实现。单堤形成后，运西湖区由于运堤的拦截得以积蓄水源，东部洼地得以涸出成陆，使淮扬地区避免了东、西一片积水的情形，客观上利于区域整体开发。官方精细的闸坝控制，使运西湖水能够穿过运堤供给运东，维持了水流的动态平衡，为淮扬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水环境。同时，西有陂塘、中有运河、东有捍海堰的梯级水利格局，使黄淮夺淮前的宋代成为淮扬水利发展史上的高峰时刻。宋代确立了以运河为中心的水利格局，借助运河的堤岸闸坝体系，人力得以对淮扬地区的整体水流实现调控。从宋代陈损之到明初平江伯，再到明代后期万恭、潘季驯，历任治水者都力求在运堤闸坝体系之中实现区域治水目标。明代后期淮水在黄河扰动下分泄南流，大量水流在运堤拦截和闸坝调控下形成向东、向南的排泄路径。堤岸闸坝调节东西向水流，使水流由运堤减水坝分泄，经里下河地区入海，是为淮水归海之路；运堤和运道闸坝约束南北向水流，由扬州运河、芒稻河等泄入长江，是为淮水归江之路。以运河为中心，维持归江、归海动态平衡，保持水流蓄泄有度，成为淮扬地区水环境稳定的内在要求。 但是以运河为中心的水利调控系统相当脆弱，一旦受外力干扰或脱离官方精细的管理，就会处于崩坏状态。南宋黄河夺淮以后，尤其到了明代后期，黄河扰动淮河下游的同时，也扰动了淮扬运河的水文环境。双堤渠系越河形成后，运堤对水环境的分化作用进一步巩固。黄河南灌、淮水南泄所携带的大量泥沙逐渐将运河淤成一条地上悬河，运河两侧河湖地貌的分异更加明显，闸坝控制也更为复杂。官方以漕运为纲的政策，使东、西水环境的调节背离了因地因时的基本要求，时常处于失控状态，淮扬地区水旱频发，其中以运河以东的里下河地区受灾*重。 总之，宋明是运河堤岸闸坝体系形成的时期，是淮扬地区河湖地貌分异局面确立的时期，也是以运河为中心的水利格局构建的时期。宋明时期淮扬运河堤岸闸坝的发展，不仅影响了运河自身水文动态和江淮关系的演变，也对淮扬地区河湖地貌和水利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所折射出的人地关系和环境演化逻辑表明，淮扬地区水环境的稳定，一在外部水环境的稳定，一在以运河为中心的内部水利的有序调控。 清代、民国时期淮扬运河水文动态和淮水入江格局在明后期的框架体系之上继续拓展和深化。清代，清口泥沙淤积、水流壅滞的形势加剧，淮水南移趋势愈加明显，淮扬运河北段地势在黄、淮南泛和泥沙沉积的影响下抬升，淮扬运河中段湖群进一步潴水扩展，淮扬地区南端因导淮诉求发展出包括扬州运河在内的多条入江水道纵横交错的河网体系。淮扬运河两侧河湖地貌的分异在人地交互的演进过程中不断深化，以运河归海坝、归江十坝为中心的闸坝调控体系在归海、归江之间的互动中更加复杂。同时，黄河对淮河下游的扰动日趋强烈，官方出于保漕护运的目的，频繁地以分泄淮水的方式将黄、淮下游水文的不稳定因素转嫁给淮扬，又通过开启运堤归海坝的形式*终转嫁给里下河地区。外部水环境频繁扰动，运河水利调控系统失序，归江、归海的动态平衡无法维系，使淮扬地区处于水旱频发的局面。咸丰元年（1851），淮河洪水冲破洪泽湖大堤（即高家堰）的三河口，由三河经高邮湖、邵伯湖、归江河道至三江营注入长江，淮水由支流入江转为主流入江，江淮关系继续深化。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但淮河难回故道，淮水主流入江成为定局。清末至民国，寻求淮水出路的呼声此起彼伏，江海分疏、入江、入海等导淮方案纷纷提出。张謇主张江海分疏，先是提议“三分入江、七分入海”，后转变为“三分入海，七分入江”。其中，入江线路由蒋坝，经高宝湖、邵伯湖、淮扬运河、三江营入江；入海线路由张福河出清口，循废黄河、灌河入海。李仪祉在导淮问题上也主张导淮以入江为主、入海为辅。 这些导淮提议背后不仅有治水者对彼时地理形势和水文环境的实际勘察，也折射出对江淮关系的深刻认知。在导淮实践中，虽有疏浚张福河，拓宽高邮湖、邵伯湖泄洪水道，修建运河邵伯、淮阴船闸等举措，使淮河得到一定治理，但导淮并未达到实际效果，大部分仍停留在计划层面，淮扬地区水文环境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导淮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议题，其中涉及的水文体系更是盘根错节，只有首先弄清江淮关系和淮扬运河互动演化的历史逻辑，才能为更好地探讨包括具体路线、工程技术、政治制度、社会变迁等诸多内容在内的导淮议题提供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号召、领导下，大规模治淮、治运工程相继开展，淮河和淮扬地区的水患才得到根本改善，里下河地区“四水投塘”“十年九淹”的历史得以终结。 20世纪50年代以来，培修淮扬运河复堤，疏浚淮阴以下废黄河，开挖苏北灌溉总渠，建高良涧闸、三河闸等，实行“分淮入沂”，加固洪泽湖大堤，完善洪泽湖控制工程，全面整治扩大入江水道。至20世纪80年代，淮河洪水入江、入海两大系统工程得到进一步完善，淮河洪水得到初步控制。 淮河、运河不再行洪，而集灌溉、排水、通航等综合效益为一体。另一方面，随着南水北调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淮水入江水道与江、淮联系密切的淮扬运河不仅成为跨流域调水的大动脉，还被赋予了更多的生态内涵。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7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指出以南水北调东线清水廊道及周边湖泊、湿地为重点，建设江淮生态大走廊。2019年5月，《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提出构筑大运河绿色生态带；12月，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提出打造淮扬片区以运河水韵为特色的水上观光。宋明时期淮扬运河的水文动态和江淮关系看似距此久远，但仍能为当下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生态景观营建提供一定的历史启示。 其一，现代京杭大运河堤岸巩固后，东西水流的阻隔加深，如何维持东、西水流之间的动态平衡，保障运西、运东地区农田灌溉，成为探索运河堤岸、维护闸坝调控机制的重要目标。像明代陈瑄所主张的“但许深湖，不许高堤”的生态水文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调控运西湖水蓄泄、维持运河两侧水流动态平衡，使运西湖泊的活水绵缓滋润运东地区，做到清水活缓、蓄泄有度，仍是当代大运河沿线农田灌溉和环境维护的重要内容。 其二，大运河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还是自然和人为交互塑造的景观。“青满长堤绿满陂”“远树晴烟锁，重湖晩照平” 等运湖相依、水岸一体的景观早已为古人吟咏，这种运堤、湖面、茭草、柳树交相辉映的景观，成为京杭大运河历史剪影中的一抹亮色。在当代运河沿线景观、生态的建设过程中，运河堤岸整治已不仅是一条涉及灌溉、通航的线型河道，作为惠及两岸地区乃至整片流域的“生态体”，其内涵应被多方面发掘。 其三，现代淮扬地区的河湖地貌和环境演变都镌刻有历史时期江淮关系和淮扬运河互动的深刻烙印。与江淮关系密切相关的淮扬运河，不仅是关涉地方水利整治的工程，还是一项涉及区域整体协同发展的生态系统。南水北调以来，江淮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重视作为跨流域调水大动脉的淮扬运河和淮河入江水道的同时，关注江淮关系构建过程中运河与其他水系的交互作用及其对周边水文生态的影响，是古代江、淮、运关系带给今天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