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庆论中国话语

　　《曹顺庆论中国话语》：　　在诸多的观点中，对“转换”提出异议的学者，是将古代文论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差距绝对化，其结果只能是造成古代文论继续缺席。而积极进行“转换”工作的学者，也应该有所警惕。因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本身仍然存在令人疑惑之处，其问题的症结就在“转换”二字，既然需要转换，实际上就认定了古代文论不适合当代，不能直接搬来用。从“古为今用”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探讨的基本思路其实是一贯的，所揭示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还是相似的。即中国古代文论为什么不适合当代呢？因为古代文论不科学——模糊；无体系——零碎散乱；不符合当代语境——已经死亡等，因而要用当代科学的、系统的理论来重新阐释古代文论，使其实现转换。而当代科学的、系统的理论从哪里来呢？显然，还是西方。通过以上的清理，我们认为，过分强调古代向现代转换，仍然几乎不可避免地流于用西方文论来指导中国文论。在西方文论话语蔓延的现代视野下，中国古代文论成为“三不”理论：不科学、不系统、不清晰。于是，古代文论不断迎合科学理性，追求科学化、体系化、知识化，*终形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西化的现代学科。“中国文论研究中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潜意识，那就是西方诗学思想有如此精密的体系性和科学性，中国文论中有没有呢？如果有，那么在这个层面上，中国文论就可以和西方诗学进行对话、沟通和融会；如果没有，那么中国文论面对西方诗学体系就是另类的、异端的、不能成为一种科学性的能够登大雅之堂的理论体系。”在这样的思维影响下，“学科史”成为“学科死”：中国文论作为主流话语在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分析中已经死亡。其原因就在西方文论的话语霸权。为了更积极有效地解决问题，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国文论的发展必须改弦更张，做出战略性、方向性调整，走中国文论中国化的道路。笔者认为，当前首要的任务在于必须明确地甚至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的直接有效性问题。（2009-6，第79-80页）　　“失语症”提出以后，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努力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是一条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必经之路。可喜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面对西方文论话语已经充斥着中国现当代文论的这种局面，要在一夜之间彻底抛开西方文论话语而重返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已成为不可能。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无法仅仅靠接上中国古代文论来真正完成。还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这是我们继“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之后所倡导的又一条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有效路径。（2005-5，第47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怀着一种崇拜的激情全盘照搬西方文论，把它生硬牵强地套用在中国文学研究当中，而忘记了语言文化的差异，忘记了中西文论有着两套根本相异的话语，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严重的消化不良和“失语症”。到今天为止，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非西方国家仍然在疲于奔命地追赶西方层出不穷的一套套理论。这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无奈。可是，就真的只能这样了吗？笔者以为，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必须从“套用”转向“化用”。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2005-5，第47-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