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金融评论:第十四辑:14: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内容简介

一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人力资本、物理资本（机器、厂房等）与其他资源的增长率，还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人力资本的增长中，就业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不是全部，就业年龄人口的质量（受教育程度、技术水平）也很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就业年龄人口的数量在下降，那么人口质量提高的速度就决定了人口数量下降对增长的负作用能多大程度被对冲掉。 人口的数量与质量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奥地利学者鲁茨于2005年首次提出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他发现，一旦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降到1.5的警戒线以下，回升就会变得非常困难。然而，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鼓励生育的政策一时成为社会焦点。但即使婴儿出生率从现在开始上升，就业年龄人口数量也只能在18年以后才会上升。所以，在就业人口数量无法于短期内快速提升的情况下，当前中国需要依靠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在过去的40多年里，持续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而素质型劳动力的塑造将有利于推动劳动参与率向劳动生产率转型，持续拉动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 南开大学原新教授在对人口的长期研究中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综合素质改善取得了巨大成功：一是健康状况进步显著，预期寿命趋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二是教育人力资本大幅提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20年我国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5%；2020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稳步迈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 但是，北京大学王格玮、赵耀辉分析现实情况认为，中国大多数地区仍旧长期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数量众多的孩子竞争为数不多的小学、中学优质学位，优质大学数量少，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都导致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太过焦虑，甚至引起亲子冲突和夫妻冲突。国家推行“双减”政策的目标就是消除家庭教育投资方面的过度竞争。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牛新春还发现，社会需要的人才、认可的能力和毕业生期待的岗位、具备的实力明显错位，存在行业错配、过度教育和能力偏差等诸多问题。 人才红利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创造与培育，还有许多课题需要探索、许多途径值得开发。比如，在数字时代，如何用好科技手段，缩小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教学资源的差距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再比如，农村的高中教育是目前人才培养中的一个“短板”，如何有效解决是一个重要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