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地国亲师

选摘一 母也天只（短札三则） *早的记忆 2001年5月2日，早晨5点30分，单单打电话，他说，请你千万别难过，奶奶走了。
想不到已经出院的她，还是无法抗拒衰老。单单说，奶奶睡着了，九十四岁的她，安静地停止了呼吸。
我躺在床上，泪流满面，想，拼命想，追寻记忆中的母亲。
现在算起来，妈妈整整大我四十岁，她是1908年生，我是1948年生。妈妈说她有过七个孩子，和爸爸的兄弟姐妹一样多，可惜前面的四个男孩都夭折了。**个孩子死，她很伤心。她说，现在回想，恐怕是得了大脑炎。第二个孩子，是受飞机轰炸惊吓，也死得可怜。后来，她从沁源领养了大姐，视同己出。大姐长我五岁。妈妈特别疼大姐。后来，解放军进京途中，有了二姐，有了我。
我今生*早的记忆，有个坐标，是妹妹的出生。那是我对妈妈*早的记忆。爸爸带我到医院看妈妈，买了苹果。她躺在床上，我说，妈妈吃苹果，妈妈说，俺孩吃。这种声音对我有强烈刺激。小时候，她给我念小人儿书，也是这种声音。在武乡，我也听到过这种声音，带着乡土气息的爱，动物式的爱。她用一把水果刀，慢慢地削苹果。因为妹妹比我小两岁，那肯定是1950年9月15日后的几天，我两岁零三个月。
后来，我们不断搬家。妈妈说，*初我们住先农坛，那时，我还不记事。有点记忆的家在拈花寺。
小时候，妈妈总是叮嘱我，不许说假话，不许拿别人的东西，出门一定告她我到哪儿去了。我很害怕，因我不在，让她担心。现在，我不在她身边，她走了。她已痴呆多年，她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 2001 年5 月2 日写于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一把银勺 一把银勺，陪我七十多年，普普通通，平平常常，每天吃饭，从筷笼中掏出，吃完，洗净，再插回去，不知多少回。
这把勺子并不起眼儿，一点儿都不起眼儿，因为从一侧入嘴，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年头久了，勺口左侧被磨损，变薄，缩进去一块儿，好像不太圆满的月亮，细长的勺柄，后端有只线刻的蝴蝶，因为过于简化，好像一只小蛾子。银器，长期不用，早晚会氧化变黑，我这件不同，每天用，颜色虽不够鲜亮，有点灰不溜秋，称为银灰色，总还说得过去。
妈妈说，小时候，我脖子上挂副银锁。她把银锁拿去化了，打了些小玩意儿，手镯和勺子。小时候，我不爱穿带扣子的衣裳，上衣拉锁的拉头挂个兽头状的小铃铛，就是那副银锁剩下的玩意儿。*后，什么都没了，只有勺子留下来。妈妈就是拿这把勺子喂我，看我一天天长大。
我们都是吃“妈妈饭”长大，擦圪蚪、抿圪蚪、和子饭（一种小米、杂面、红薯、山药蛋混合的食物）、苦累（也叫傀儡、不烂子、蒸菜）、黄煎（一种用鏊子烙的玉米饼）、砍三刀（一种黄米面油炸的东西）……那种味道，你一辈子忘不了。
枕边，妈妈给我念书，印象*深是《西游记》，柔声细气，抑扬顿挫，好像山西版的孙敬修〔“那个孙（乡音sōng）悟空呀”〕。苏联动画片，变成小人儿书，有《一朵小红花》《金羚羊》……那种声音，你一辈子忘不了。
有时，妈妈会哭，有时为我，有时为她自己，更多不知为什么。她走的时候，我心中蹦出一句诗，“梦里依稀慈母泪”，那是鲁迅的句子。
妈妈不在了，只有这把勺子还在。
有一天，我突然感到这把勺子的珍贵——对我珍贵，只对我珍贵。我请朋友给它做个囊匣，准备把它供起来，不再用它吃饭。她把勺子用纸包了包，揣进兜里。
这一去，等呀等，好久没消息。
有一天，朋友来了，拿出个漂亮的盒子，里面放着一套银餐具，雪白锃亮，她说，憋了很久，真不好意思跟你说，那把勺子找不到了，我买了这个……
我一时无语。
郁闷归郁闷，没辙还是没辙。我跟她说，算了，那是件无法替代的东西，无法赔偿也无需赔偿，你还是把它拿回去吧。启功临走时还惦着他的画。他说，“物能留下，人留不下呀”（允丽《外家纪闻——启功先生外祖家的事》，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2年， 6—13页）。
其实，物也会消失，经常是莫名其妙地消失，掉进记忆的黑洞，永远回不来。 2021 年3 月13 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母也天只 《诗??鄘风??柏舟》有此语，毛传：“母也天也，天谓父也”。汉儒旧说，以父为天，听上去，很男权，然而先母后父者何，马瑞辰说，那是为了押韵。朱熹的解释不同，他说：“母之于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极……不及父者，疑时独母在。”（《诗集传》）说母恩大如天，与父无关，喊妈的时候，他可能早不在了。
呼母吁天，咏叹之辞。西人惊呼，恒曰“My God”，那意思有点像我们的“天呀”或“我的老天爷呀”。东北人不同，直接喊的是“哎哟我的妈”。喊妈比喊天嘴顺。
很多人临死，想到的是妈，口中念念有词，念的是妈。 2021 年3 月16 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选摘二 我的老师梦（节选） 我想当个好老师，因为我是坏孩子。
假如时光倒转，我又回到人大附中（以下简称“人大附”），老师命题作文，要我写“我的理想”，我敢说，我的想法他猜不着。因为那时的我总是一肚子怨愤，就像出身卑贱的于连跟贵族呕气、一心想当拿破仑。我想当的什么都不是，只是我*痛恨的老师。我真想像有个苏联电影里演的那个和蔼可亲、催人泪下的女老师，把爱的阳光洒满世界，特别是坏孩子待着的角落，让他们知道只有我还疼着惦着他们…… 我是坏孩子，父母疼爱娇惯坏了的那种，脆弱敏感，受不了一点儿委屈。是个朋友就想肝胆相照，话不投机又拳脚相加，老师越说我是耗子屎，我越要坏他一锅汤。为什么我想当老师呢？说实话，我是想向别人证明，我根本就不是坏孩子，就像三岛由纪夫笔下的那只老鼠，为了证明自己是猫，不惜以死明志，一头扎进大水缸。 现在回想起来，我上学那阵儿，人大附还算不上什么好学校。因为海淀一带，凡是有点出息的孩子，全让清华附中、一○一他们给搂走了。你千万别把现在的人大附当成了我们那阵儿的人大附。
人大附，前身是作为人大预科的工农速成中学。这所中学本来是培养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像高玉宝、郝建秀他们的地方。人大附办普通高中是在1956年，*初跟工农速成中学混在一起办。我大姐比我大五岁，就在人大附上的高中。初中办得晚，1960年才有，我二姐是初中**届，叫六三级；我比她晚一年，叫六四级。
这个学校，论师资，论设备，都是一流，不行是不行在生源。我们那两届的初中生，大多来自干部子弟学校，如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育才、育英。他们是冲着“人大附伙食好”而来。人大附确实吃得好，每月伙食费才十块钱，什么都有。六三一班和六三二班的孩子，尽是些自行车后面夹个篮球的主儿。打架一块儿上，一块儿受处分。难怪“文革”期间，我们这儿成了打手云集的地方。破“四旧”、打“流氓”、斗老师、斗“反动学生”、欺负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血战三司、冲公安部、反中央“文革”，特别能折腾。 说实话，在这样的学校里，我真算不上“坏”，可谁让我摊上六四四班呢。我们班是优秀班集体，在全年级甚至全校都相当优秀。它让我像毛遂自荐，脱颖而出。别的不说，光我在教室中的位置就很说明问题。老师安排，眼神差的坐前边，好的坐后边，左右隔一阵儿一换，这不挺好。但为了班集体的荣誉，他们非让视力绝佳的我到前排就座，前边老师，后边好孩子，左边、右边也是好孩子，无论怎么换行倒排，总有三个小美人包围我，监视我，数落我。还有，班上有个记事本，老师说了，请大家一人一天，把每天的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全都记下来。他们真行，不管轮到谁，每天的坏人坏事，全归我一人，很有“春秋笔法”。我想证明我能力有限，但什么也证明不了。好一点的孩子疾我如仇，差一点的也佯装不识。*可气的是，即使臭味相投、近我者黑的落后分子，见了面也嬉皮笑脸一收，居然板起面孔教训我。老师领着大家集体给我造越位，天罗地网撒到一切角落，我就跟印度的首陀罗一样，属于种姓低下的“不可接触者”。我连同学家都去不了。他们说，老师早跟家长打过招呼，不让他们跟我玩。当今世界的军事围堵、经济制裁，联手打造“共同价值观”，我早就深有体会。
初中，我学习还不错，比拔尖的女孩不足，比一般的男孩有余，但品行不成，是个人都起码得良，我却年年是中，甚至受了处分。 这是一场噩梦。有一天，教室里阳光灿烂（或者灯光灿烂），我在写作业，有个女孩飘然而至，好像是个组长，她的嘴一张一翕，两只手不停比画，正在历数我的罪状。我的头像破鼓乱人捶，嗡嗡作响，挥手她不走，臭骂也不去，竟然把我的墨水瓶打翻，洒满我的课本和作业。我勃然大怒，抄起墨水瓶就砸过去。血从她的额头流下来……我闯了大祸。按罪量刑，教导处向全体同学宣布，为了严肃校纪，他们要处分我，但不是马上。他们说，他们有足够的耐心“以观后效”，全看我的下一步表现。他们宁肯把刀悬我头上。
我想，我得忍。可结果没忍住。我终于因再次打架受了处分。
初三，我忍了一年，多读书，少说话，少跟人来往，终于把帽子摘掉。帽子摘了，人也变了，蔫蔫的，好像换了一个人。
我可以保证，十五岁以后我没打过架，这得感谢书。读书好。读书不仅可以帮我消愁解闷，治病疗伤，还可以遏制暴力倾向。我说，我是这样走上学术之路。 （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