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第三十四辑

《中国诗学》第34辑 中国文学批评课：序说 张伯伟 一、课程由来 “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现代学术中的学科，在中国已有百年历史。在其初创期，南京大学对该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众所周知，**部国人撰写的批评史，是1927年时在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任教的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后郭绍虞在1934年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在材料和方法上奠定了这一门学科的基础。郭氏之后，资料更为详赡，分析更趋细密，体系更有新创的，是故南京大学教授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然这部书未及以完整的面目问世（罗氏生前近印出先秦至晚唐五代部分，两宋阶段是作为其遗著出版的），但由于以上诸特点，此书一向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文学批评的著作兴盛一时，如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朱自清的《诗言志辨》、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等。不久前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的胡小石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抄本（有胡先生批注），可能是实际*早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目前正在整理中，拟交付商务印书馆收入“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在资料的辑注方面，则有王焕镳编的《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集》（1936）和程千帆先生用于金陵大学授课而编的《文学发凡》（1943，后易名为《文论要诠》，又改为《文论十笺》），尤其是后者，通过富有匠心的编排，显示出以中国文论资料建立文学理论系统并颉颃西洋的用心。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重要专著的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得到重视。以《文心雕龙》和《诗品》为例，其奠基之作，就有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1927）和陈延杰的《诗品注》（1927）。《文心雕龙札记》虽然是早年在北京大学和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但其书三十一篇中，《原道》以下的十一篇是他去世后，在中央大学《文艺丛刊》的纪念专号上刊出。《诗品注》则是在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的授课讲义。其它如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1929）、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1948）、许文雨的《诗品释》（1929，后收入其《文论讲疏》，1937）、陈柱的《诗品参评》（1929）、钱基博的《文心雕龙校读记》（1935）、《钟嵘诗品校读记》（1931）等，也都是以他们在南北各大学授课讲义为基础而成的著作。可以说，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是与现代大学教育的课程设置密不可分的。直到五十年代后期的学术“大跃进”，大学生写“红皮文学史”，北大、复旦的学生写《中国文学史》，南大的学生就是写《中国文学批评史》，虽然*终未写成，但这样的选题本身就表明时人对自身学术传统的某种认同。从以上挂一漏万的列举中不难看出，民国年间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的学者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的地位和水平，这是值得我们荣耀的。四十多年前，我作为南京大学的本科生，还选修过“中国古典诗歌理论史略”（管雄先生主讲）、“中国古代文论选”（陈瀛先生主讲）、“《文心雕龙》研究”（周勋初先生主讲）等课程。但是在今天南京大学文学院的课程设置中，几乎没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类，并且由来已久。今年初文学院领导换届之际，我提出这个问题，表示愿意在我退休之前给本科生开设这一课程，得到了院领导的同意和支持，所以有了这学期的“中国文学批评”的课程。 今天开设“中国文学批评”课，并非出于“人有我无”，从而“这山望着那山高”的羡慕之心，在我看来，其意义有大小两端：小而言之，南京大学的前辈在这一领域中曾作出卓越的贡献，如果想自豪地接受这份荣誉和遗产，我们需要在这一领域中作出无愧前人的贡献，所以人才培养不可或缺；大而言之，我认为今日中国文学研究困境的症结之一，就是缺乏“文学批评”的修养和训练。现代学术中的文学研究，是以文学史为核心展开的，包括史料、作家作品以及地域、流派和演变的梳理。瓦尔特·本雅明有一篇短文的题目深获我心——《批评是文学史的学科基础》（1931，见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附录《本雅明作品年表》），此文在其生前并未刊行，现在也未有中译。这个题目就像是一句标语或者一面旗帜般的醒目，如果用严羽论诗的话来形容，就是“沉着痛快”（《沧浪诗话·诗辨》），直击问题的核心。要说有什么不满足，那就是在我的认知中，文学批评不仅是“文学史的学科基础”，也是文学研究的灵魂。虽然我们绝无奢望通过一门课程就能解决文学研究的症结，但有了这番意识，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为解决这一症结清除前进道路上的某些障碍（其中*主要的是观念上的障碍）。 二、课程释名 本课程名称由三个关键词组成，即中国、文学、批评，其中“文学”一词歧义*多，内涵的变化也*为丰富。若要作较为全面的理解，至少需要有三方面“自西徂东”文献的比较：代表西欧和北美的欧美，代表欧亚大陆的俄国，代表东亚的中日。要反思中国现代学术，哪怕是讨论其中的古典阐释变迁，也需要置于中外学术交流的框架中，这是与研究以往历代学术史的*大区别所在。 1.文学 百年以前中国文学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文学”概念，这是以欧美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以英语literature在十九世纪中叶流行的含义，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文学”内涵，其基本范围包括三大文体，即诗歌、戏剧、小说。用鲁迅在1934年说的话说：“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门外文谈》，收入《且介亭杂文》）比鲁迅早若干年，身居较为偏僻的成都的刘咸炘，讲到“*近人”对于“文学”的理解，也都是“专用西说，以抒情感人有艺术者为主，诗歌、剧曲、小说为纯文学，史传、论文为杂文学”（《文学述林》卷一《文学正名》，见《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借此二说，可见一时风气。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学研究的实践中，这样的文学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让人难免种种困惑。比如在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编的《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辑卷首就刊登了一组总题为《“十年前瞻”高峰论坛》的笔谈，汇集了二十多位活跃在学术研究**线老中青学者的讲话，其中就有一连串这样的发问：“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文学究竟怎么研究？” “我们在对古代文学即所谓的文史哲都在其中的‘泛文学’做研究时，还做不做文学性的研究？文学性的研究还是不是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所谓“文学性”的研究对象大概属“纯文学”，而“泛文学”指的就是“杂文学”。所反映的研究实际是，散文，尤其是说理性的和应用性的散文，就是真德秀《文章正宗》里面讲的 “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的“文”的研究的萧条。这是现代文学概念转移后对文学研究所造成的影响。以赛亚·伯林非常强调“观念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as，这同时也是他的一本书名），这种力量的发挥来自于意义和情感的结合，其中情感的因素更为基础。百年前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时在心理上的“愧不如人”，用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领袖胡适的话说：“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