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习性:索福克勒斯悲剧研究

译后记 在希望与绝望的两极之间，索福克勒斯创造了另一个悲剧世界：身在其中，人必须为自己的英雄行为负责，有时这一行为使他通过苦难获得胜利，但更多的时候将他引向深渊。这既意味着失败也意味着胜利，苦难与荣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索福克勒斯使那些不愿接受人类发展局限的杰出个体与这些局限斗争，在失败中他们获得了一种别样的成功。他们的行为是完全自主的；神作为英雄所挑战的界限的守卫者是无责且置身事外的。然而我们总能在英雄行动的每次反转中，在对话与诗歌的每一行中感受到神的存在。在一些神秘诗歌中，例如当埃阿斯或俄狄浦斯作为僭主正在与神斗争时，我们甚至能隐约感觉到神对反抗英雄的关心与尊敬胜过了那些顺从神意的普通人。索福克勒斯并非哲学家，他对神人关系的构想只通过戏剧展现在我们面前，既神秘又有力；我们唯一能说的只是神似乎也能认识到人的伟大。 伯纳德·诺克斯于1964年出版的《英雄的习性：索福克勒斯悲剧研究》是在其1963年春天的萨瑟讲席演讲的基础上扩充增订成书的。这并不是诺克斯**部关注索福克勒斯悲剧英雄的研究论著，在此之前，他曾以俄狄浦斯为主角，通过分析《俄狄浦斯王》一剧中英雄、雅典城邦、神、人之间的关系，考察诗人在其创造的人物中提炼出的一个时代的本质：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人物，在他的行动与苦难中向自己的时代展示出其胜利与失败，因而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成为了解创作者所处时代的关键；由于诗人对人类境遇中的永恒主题的深入探索，使得这一人物不仅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而存在，更成为一种当代现象（《俄狄浦斯在忒拜》，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七年之后，诺克斯以“英雄的习性”为题，通过整体分析索福克勒斯悲剧英雄的文学现象，具体解析阐释《安提戈涅》《菲洛克忒忒斯》与《俄狄浦斯在克洛诺斯》这三部戏剧，为读者勾勒出诗人笔下的古希腊“英雄”这一群体的轮廓。虽然关于英雄“抗拒妥协”“与一切为敌”“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的表述并非作者首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莱因哈特与惠特曼等前人的实践，但正如查尔斯·西格尔（Charles Segal）在1966年的书评中所言，“诺克斯就此作出了自己的创新”。作者的讨论忠实地建立在索福克勒斯文本中的确切字词的基础上，他的描述中的英雄的固执、反抗、高贵与对屈服和让步的拒绝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全都有据可循。这在一方面意味着作者的讨论与那些仅仅通过对角色的分析和阐释构建某种模式的方法存在巨大区别，正如他在**章中谈到的，“我们必须通过大量的引文来证明这一点，这是因为太多的索福克勒斯悲剧研究理论以在其所作的戏剧中非常罕见的用词为基础。在这一领域，评论家必须像旧时的传道士一样，一字一句地引用文本；他的理论成立与否取决于其与文本的联系，这些词句是在狄奥尼索斯剧场上演过的戏剧留给我们的全部遗产”；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作者的论述中包含了大量对希腊文字词在时态（例如埃阿斯演说中动词的分词作形容词［verbal adjective］的用法，是一种表达未来时态必要性的方式，尤其表现了不容置疑的语气，显示出英雄采取行动的决心的特点）、格律（《菲洛克忒忒斯》中涅俄普托勒摩斯用这种通常用于英雄诗歌以及神的预言的六音步格律诗宣布放弃自己的目标）、句法（《安提戈涅》中的大量短句凸显了同母胞亲之间的亲密与团结）、语境（安提戈涅*后的演说是对自己说的，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试着帮助我们理解她话中的“奇异之处”）、跨文本语境（安提戈涅所坚持的神法与伯里克利演说中的“不成文法”的关系）及语言学历史（例如“国家/城邦利益”这一概念在公元前5世纪与20世纪对人们而言含义的区别；再如《菲洛克忒忒斯》中“Ponos”一词既意味着“辛劳，劳作”，也可以解释成“痛苦”，诺克斯认为这样一种语言学现象只会出现在一个以scholê，即闲暇，为*高理想的民族的语言中）等方面的分析。通过这一系列的检查和与其他学者观点的对比，作者尝试向读者们展示索福克勒斯式英雄的真正含义及他们言行间隐藏的联系。从文本本身出发，诺克斯质疑并重新阐释了学界前人的观点，例如主流看法中的“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对抗是宗教与政治两个观点间的冲突”，然而作者通过分析这两个人物复杂的动机，补充了安提戈涅行动的政治性与克瑞翁行动的宗教性。索福克勒斯对语言的使用极其高明——在看似简洁的词句背后，通常有着丰富的含义。诺克斯钟情于研究诗人的“语法把戏”：通过格位、介词和代词（例如在《安提戈涅》第370行，通过从句中的人称代词与格形式“??τ??”，将主句的主语“人类全体”迅速转变为“某个个体”，并使主句的主语同时暗示了这两重意思），构建不同层次的递进寓意及戏剧效果。本书作者极为敏感地体察到这一点，并有效地将对句法与措辞的研究转移到对更大的问题的讨论上。诗人的悲剧深深植根于他所处时代的土壤中，正如诺克斯所说：“索福克勒斯并无意像许多19世纪的批评家们认为的那样，从历史学的角度重构英雄时代……所有伟大的戏剧都必须在思想与情感方面具有当下性，必须对观众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英雄必须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而非一个生硬的历史重构。索福克勒斯对阿喀琉斯式的性情与处境的迷恋并非来源于他对过去的兴趣，而是因为他深信，这种性情与处境是对他自身所处位置与时代悲剧性的两难境地真实而唯一可行的戏剧性表达。”诺克斯通过补充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历史背景，尝试还原一个见证了从不屈服厄运的、英雄般的雅典从伟大到衰败的索福克勒斯，帮助现代读者更深层次地体会诗人在悲剧中对“当下性”的回应与戏剧性表达的背后，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见证者对时代和传统的思考与阐释。值得一提的是，西格尔虽就诺克斯在考察过程中将《特拉基斯妇女》一剧排除在外提出了批评，认为他对“英雄习性”的分析因此不够完整，但仍对作者在索福克勒斯作品中看到的独特性与普世性表现出极大的赞同，也为作者在作品中展示出的严谨锐利的判断力与对语言的敏感所折服。对于译者而言，面对这样一种既具学术深度又不失美感与趣味的讨论，如何准确表达作者解读文本的观点同时不偏离作者不受理论术语阻碍的简洁流畅的行文风格，着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翻译过程中，我保留了作者引用的所有希腊语原文，以括号形式附在翻译后，并在戏剧名、戏剧人物、相关学者以及一些重要概念与定义**次出现处标出原文。在一些复杂的文本阐释与语文学的问题上，我以译者注的形式加上了对背景和上下文语境的补充和解释，希望能尽可能地还原作者的精彩讨论。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的索福克勒斯，还是作为研究者的诺克斯，他们都展现出了非凡的深度和情怀；而翻译是永远留有遗憾的艺术，借钱锺书先生的话来说，文学翻译的*高标准是“化”——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然而在现实中，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译者才疏学浅，只希望译文中不可避免的“讹”不致遮蔽了原文的风采，且译文本身能够使读者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钱锺书语），继续探索索福克勒斯与诺克斯所追寻的悲剧中的“不朽生命与力量”。 游雨泽
2019年3月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