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金钱:从左拉到精神分析

中文版序言 （节选） 弗洛伊德熟知货币的流动性概念，并用它来形容焦虑。在1916年《精神分析引论》关于焦虑的章节中，他指出，“焦虑是一种处处流通的货币，当它所伴随的表象内容受到压抑时，就被换成或者能够换成所有的情感活动”。某个特定的症状（担忧、恐惧症、强迫行为等）反映出一个主体的个人历史，并表达出一种被压抑了的无意识欲望。我可以称之为一种易货交易：每一个内容被压抑了的情感活动，都对应着一个症状。与此同时，焦虑伴随着所有这些被压抑了的活动。就像金钱一样，焦虑并没有绑定在某个特定的客体上，而是令所有的交换成为可能，因为它是流动的。如果说弗洛伊德在分析治疗中只是将金钱视为一种物品，那他在焦虑中则找到了货币的等价物。主体正是用这种货币来支付压抑。因此，一个分析来访者在治疗中使用金钱来为会谈付费，是为了不再使用焦虑来为自己受到压抑的情感活动买单。这是一种货币兑换，在此，欧元和人民币都是一样的！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货币的发明都跟强制行动有关：一位主人（国王、皇帝、君主……）强制性地规定一块金属具有某个价值。在各国的记载中，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200年期间，在货币原型（美索不达米亚的银锭，欧洲凯尔特的青铜斧，中国的贝壳、铲币或青铜刀形币）得到使用之后，本身并无多少价值的圆形金属片成为交换的工具。它是一种符号性的工具，保障其价值的就只有信任，必须有这种信任才能使用它。 抓住货币的符号维度，可以让我们理解每个主体与金钱的关系不仅限于力比多的活动，尤其是肛门阶段的性欲活动。发挥作用的是每个人如何登录在这个世界。就这样，信任和不信任的问题组织起一个人与金钱的关系。比如说，一个吝啬鬼敛财是为了守住财富，他担心货币会贬值，因而生活在不信任中；而对一个挥霍者来说，货币的贬值则能够合理地解释他为何如此挥霍无度。 第二章 悭吝人阿巴贡 （节选） “这些年轻人就是这样被父亲们该死的吝啬压制着，发生了这一切之后我们还奇怪于儿子们希望父亲们死去。”俄狄浦斯情结是乱伦禁令这种人类的必然要求在每个人身上的表达，当俄狄浦斯情结被另一种仇恨所掩盖时，整个生活就被打乱了。听到乌戈林的话，我再次看到莫里哀那令人生畏的直觉。《悭吝人》被认为是性格喜剧的典范，随着与乌戈林的会谈逐渐展开，我听到父亲吝啬的性格如何塑造了儿子的生活。这种吝啬不只是嫉羡或嫉妒，而是一毛不拔（这还不是那种对蝇头小利斤斤计较的习性），是像使用抓斗的阿巴贡那样，因此他害怕反过来被抓住。“我太倒霉了！有人把抓斗伸向了我的宝藏！”尤克利翁（Euclion）备受折磨地喊道，他是《一坛黄金》中普劳图斯笔下的阿巴贡，莫里哀正是从该剧中汲取灵感，写下了《悭吝人》。 乌戈林成长的世界是一个缺乏信任的世界，在那里没有什么行动是毫无动机的。周围人做什么都小心谨慎，害怕陷入债务的循环；总提防着别人做了什么，觉得他们肯定心怀不轨。金钱是所有关系的枢纽。花*少的钱从别人那儿获取*多的好处，尽量从对方身上多搜刮一点并愚弄他，这些都是要达到的目标。生存成了一种算计。哥们儿义气和友谊都以利益来衡量。“这个男孩不错，他的父母地位很高……”但是乌戈林一点也不喜欢这位被强行推荐给他的朋友。他更喜欢没那么闪亮的人。“当心你这个朋友，他对你感兴趣只是为了利用你。你送他糖果，把你的玩具借给他，把你的摩托车、汽车借给他，还请他来吃茶点、吃午饭、吃晚饭、看电影、度假。而他呢？他给了你什么？”这些假想的利益，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演变，但这样的说法却一成不变。当然，他的初恋也无法逃脱这种目光。“她想把你抓牢。”这样的警告被用于他拉过手的女孩、拥抱过的女孩、让他体验了男女之爱的女孩、他的调情对象、女朋友，直到他现在的恋人。 他在会谈中倾诉的不是记忆屏幕上的大事件——那些汇集并浓缩了多个类似经历的记忆片段，而是大量的回忆，是过往的小事情。慢慢地，他感到向我转述这些事令他尴尬，一种弥漫的羞耻感出现了。是时候躺到躺椅上去了。我这个人退隐到躺椅后面，我的目光也被抹去，乌戈林继续他的叙述，而我不再是一个可见的旁观者，他不再需要有意无意地等待我的脸上出现一个评判。 精神分析不是一种宗教。开始一段分析，并不是躺在教堂的石板地上，双臂交叉，头枕地面，也不是纪念自己假定的祖先走出埃及。 躺在分析家的躺椅上还意味着要从躺椅上重新站起来，分析来访者在躺椅上重拾的记忆是他自己的历史。这个姿势——身体被完全地支撑——能够促进肌肉放松，走出紧缩状态，与世界拉开距离。分析家不在病人的视线范围内，这好像让病人不是跟一个确定的人在说话，并把他的话与对话者的反应、期待或担忧分开。在场的他者，或者说，初始访谈时遇到的一位专业人士，现在变成幽灵般的存在。逐渐远离对关怀的需求。心理治疗的维度并非不存在，只是不再居于首位。大他者的面目冒了出来，由分析家支撑着它，同时避免不合时宜的反应或者过早的解释。从乌戈林带着恋人的要求到来的那一刻起，到他脱离这个要求，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时，我要求他用现金来支付会谈，而不再用支票。在意识中，也就是说在我进行治疗的欲望中，我感到这很有必要，尤其因为金钱正处于问题的核心。我希望金钱能够是个具体的现实物品，并成为一种让乌戈林掌控的东西。他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