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

　　所有这些引出一个非常简单的命题，即蛊惑民心的政客——我在中性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是雅典政治体制中的结构性因素。关于这一点，我首先指的是若没有这些政客，这一体制根本就不会运转；其次，这个词同样适用于所有的领导人，无论他们所属的阶级或持有的观点是什么；*后，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人们不是根据这些政客的行为方式或方法，而是根据他们的表演对其个人进行评判。（我无须补说什么，我指的是政治家会在生活中得到准确的评判，如果说在书本中得不到的话。）一言以蔽之，人们可能很容易把雅典蛊惑家与现代政治家加以类化，但这里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不同点，不仅因为政府工作已经变得如此复杂，更主要是因为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之间的差异。我已经讨论了民众会议（包括会议成员的不确定性）、缺乏官僚机构和政府体系以及雅典蛊惑家生活与工作的持续紧张状态。但有个后果需要多少做一点考察，因为这些条件是有关雅典政治乃至整个希腊政治的明显负面特征的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大卫·休谟这样认为：“排除自由政府中的派系，如果说并非完全行不通的话，那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派系之间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怒火，以及此类颇为残忍的格言敬语，在现代仅仅是在一些宗教党派中才能发现。在古代历史上，我们始终可以看到，在一派得势的地方，无论贵族派还是平民派的（在这方面，我没有看到二者有什么区别），他们很快便实行屠杀……和流放……没有程序、没有法律、没有审判、没有宽恕……这些人极热爱自由，但似乎并未很好地理解自由。”　　对于休谟的这一正确观察，雅典几乎是一个完全的例外。换句话说，它摆脱了终极意义上的派别。在一场短暂的内战之后，民主制于公元前508年建立起来。之后，在雅典民主制几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上，武装恐怖、不依据程序或法律的屠杀仅有两例，即公元前411年和公元前404年，均由在短期内掌控了国家的寡头派所致。尤其是第二次，当民主派重新获得权力，在处理寡头派方面表现出宽宏大量和依法行事，以至于柏拉图都对此加以赞扬。据说，在有关公元前403年恢复民主的表述中，他谈道：“有些人对在这次革命中的敌人采取凶悍的个人复仇，对此不会有人感到惊奇。但总体上卷土重来的派别在行事上还是公平的。”这并不是说这两个世纪是完全没有非正义和野蛮的个人行为。休谟观察到“各派之间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区别”，这是泛指希腊而非专指雅典。我们似乎对雅典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晰，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被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柏拉图等人扭曲了的雅典，他们夸大了极端民主的个别偏执事件——例如审判并处决赢得阿吉纽斯会战的将军们，以及审判与处决苏格拉底——同时他们又缩小而且往往完全抹煞另一些行为，例如，公元前462年或公元前461年厄菲阿尔特和公元前411年安德洛克利的政治暗杀，这两个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都是*有影响的人民领袖。　　既便雅典大体上避免了在其他地方如此普遍的派系倾轧的极端形式，雅典也不可能避免派争的较小表现形式。雅典政治具有孤注一掷的品性。每一方向目标不仅仅是击败反对方，还要摧毁它，通过毁灭其领导者而铲除它。由于许多人在追逐领导权，所以各方都惯常玩弄这种把戏。其主要手法是政治审判，主要手段是聚餐会和谄媚。我觉得这些也是制度的结构性组成部分，并非偶然的或可有可无的多余之物。陶片放逐法、所谓的违法法案指控和公民对执政官、将军以及其他官员的正式监督措施，都是经深思熟虑才引入的安全措施，或者用来反对过分的个人权力和潜在的僭主，或者用来抵制腐败和渎职，或者用来防止公民大会本身不加考虑的鲁莽与热情行为。抽象地讲，无论这些方法在意图上怎样值得赞扬，从理论上却很容易证明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引起权力的滥用。问题在于它们是唯一可采用的方法，因为古代民主是直接民主，缺乏政党机制等。领导者和未来的领导者别无选择，只能采用这些措施，并去寻找可以困扰和击败竞争者和反对者的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