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

导言 组织与集体行动导言组织与集体行动 人们可能会以两种方式读解20世纪80年代。**种读解方式会强调，自由主义思想得以回归，科层制的合法性地位随之被取消。在西方，掌控限制得以废止，自由主义获得了胜利；在东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每一个地方，通过法规和律法刻意建立起来的行为规则，已失去其自身的合法性，并业已让位于诸市场力量与创新力量的“自由竞争活动”。 然而，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向自由主义的回归并未使得诸种希望变成现实，却导致了诸多始料未及的后果。所以，第二种读解方式则会强调指出，市场规则具有诸种局限性。这种读解认定，依据市场规律(假定其存在)，建立起无意识的、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人类关系规则，只是一种古老的乌托邦，是无法实现的梦想，而20世纪8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正是这种梦想的表达。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时代展示出的无限制取消规则的做法，屡次遭受失败，东欧前社会主义诸国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遭遇了诸种艰难险阻，这一切都在提醒人们：取消科层制诸种规则的做法，并不足以确保创新力量的迅速扩增，无法保证在“市场力量的自由竞争”的过程中，抑或通过“市场力量的自由竞争”，让创新力量迅速增长和发展壮大。如同旨在协调人类活动为目标的每一种其他形式的建构一样，市场并非自然而然形成的。相反，市场乃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需要组织，甚至需要数量相当繁多的组织，才能满足其运行的要求。 乍看起来，这两种读解似乎是相互矛盾的。**种读解说明，人们关于组织的传统思考方式具有局限性，它要求人们以更为灵活、更少拘泥于僵硬规则的方式，来对组织进行重新思考。第二种读解集中阐明了组织的不可或缺性，也就是说，不能将社会秩序及我们行为活动的生成，视为简单的、自动生成的结果，其间不可能没有规则，它们也不是规则强制的结果。实际上，两种读解都强调了组织维度(dimension)位居中心的、**位的重要性，组织的这一维度，为集体行为活动的发展和有效性，提供了路径和可靠支撑。 人类关系和社会交互作用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universe)，始终存在着潜在的不稳定性，始终处于冲突之中。这一世界的组织维度，恰恰正是一组经验机制，借助此组经验机制，世界得以获得稳定性，并允许各方参与者的创新力量、行动和行为，建构起必要的协作关系。这种协作的建构方式因组织而异，因环境而异。然而，这种协作的建构，却构成了每个组织、每个集体行动必须予以解决的一个中心性的问题、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不仅如此，这一问题是一个永远无法消除的问题。人们可能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测量手段和规则的完善，这个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协作的建构出自实际的交互作用过程，通过交互作用过程，各利益集团努力要维持*低限度的创新性和行动的自主能力。协作的建构现在是，且将来仍然是人类集体行动的核心。 在各种各样的行动领域之中，协作的建构方式始终是具体的，有关组织的思索试图要做的，就是对协作建构具体方式的属性和诸种后果进行分析、理解和比较。在我们所著述的《行动者与系统》一书中，我和米歇尔·克罗齐耶，力图为这种思考建立起一个总体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把存在于正式组织框架内的推理模式，扩展到全部的人类体制之中，引导我们把组织现象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来加以强调，使之超出了正式构建的组织的界限。 本书直接从组织现象中*广泛、*一般的属性出发，依据其动态本质把组织现象看作对行动领域——集体行动得以发生的领域——进行构建和再构建的过程，以此去把握和分析组织，这也是本书所要寻求的新综合。因此，组织现象的发生，可以看作在构建局部秩序(local　order)过程中的一种权变性的(contingent)结果，总带有暂时性，而局部秩序具有相对自主的特点，构建着所有利益集团集体行动的能力。组织既是一种容器，又是容器中的内容；既是结构，又是过程；既是对人类行为的制约力量，又是人类行为的结果。组织为集体行动实践提供了持久的条件与力量。组织的存在，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具有深邃的意涵。 对“组织”产生的条件、“组织”的诸种机制、“组织”的诸种产物所进行的思考，与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反思，即有关社会秩序与行动协作的反思汇合在一起，并对其自身的释义与推论模式进行此一更具普遍意义的反思。这种推论模式意涵深邃，至少表现为三点，在此我将即刻对其进行展现，随后我将在本书各部分之中，对其进行详尽入微的阐述。这三点是：组织作为一种行动领域变得普遍化了(banalisation)；局部秩序具有政治属性；它拥有理论地位，并且自身有着与行动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