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送快递

货运中转中心就像一个大埠头，我们在一米高的水泥工作台上干活儿，这台子我们叫它分拣场。分拣场大约有八到十个足球场那么大，上面盖着巨型的铁皮顶棚，四周是编了号的一个个装卸货口，一排排货车屁股朝工作台停靠着，打开车厢门装卸货物。晚上登上分拣场，立即就能听见一阵延绵不绝的隆隆响声，低沉而浑厚，好像从远处传来的雷鸣，那是上百辆叉车碾轧地面时发出的声音。这些叉车就像工蚁，把从货车上卸下的快件货物送到各个组分拣，然后再把分拣好的送到对应的装车口。我被分配到了小件分拣组，工作内容是把到站的快件按照目的地分拣、打包。我喜欢这份工作，虽然不是所有方面：它不用跟人说话，不用开动脑筋，撸起袖子干就行了。因为那是在广东，一年里有九个月是夏天，白天太阳把顶上的铁棚晒得发烫，晚上也凉快不了多少。一般上班后个把小时，我就已经汗流浃背，直到第二天早上。后来我买了一个三升的水壶，每晚喝掉满满一壶，试过整晚上没有小便，水都从汗腺排掉了。试工的三天，我被安排去倒包，这是我们组里*累人的岗位。营业站点送来的快件是用纤维袋扎成包裹的，我们组要把这些包裹拆开，把快件按照目的地分拣，再重新打包起来。而倒包就是把营业站点送来的包裹破开，把里面的快件倒到分拣台上。那些包裹有轻有重，轻的几斤，重的五六十斤。如果只是倒两三个小时，大概多数人都可以应付，可是不停地倒一个晚上，对体力的消耗就很大，有些人就扛不住了；这个岗位也是组里唯一不让女工上的岗位。所有到我们组来试工的男工，都会被安排去倒包，女工则去打包。只有在工作强度*大的岗位上，双方才能看清楚彼此是否适合，从而减少因为误解而产生的没合作多久就分手的情况。实际上试工的几天是*累人的，因为身体这时还没适应陌生的工作方式和强度，动作的生疏也会造成额外的体力浪费，这也是很多人试了两小时就走人的原因。但只要你扛下来，干久了，慢慢都会适应，感觉就没那么累了。我记得有次来了个大姐试工，干活儿没有问题，但到了半夜突然走掉了。后来我听说，她因为不识字，被组长劝退了。我觉得她不是完全的文盲，否则不可能干了几小时都没出错。可能是她认识的字有限，频繁地问人，导致带她的同事越来越害怕，*后通知了组长。因为一旦她贴错了标签，整包快件被发往错误的城市，我们整个组都要扣钱。我很早就听说S公司的口碑好，是“快递界的海底捞”，Z主管开会时就经常要求我们，派件时要向客户提出帮忙把垃圾带走。像这样的要求，我发现自己做不到，我从没问人要过垃圾。假如是客户主动请我帮忙，我倒是很乐意效劳，不过这样的客户我只遇见过一次。Z主管还要求我们，每次送出快件后，要请客户帮我们打个五星好评。站点还做了统计表贴在墙上，每天更新我们得到的好评数，排名靠后的会在开会时被揪出来。当时这真的把我整得好苦，我每天都过得很焦虑。一方面我很怕自己会排在后面，另一方面我对着客户又开不了口。于是每天下了班之后，我就在手机里编辑短信，给当天服务过的客户发短信，请他们给我打个好评。我专挑那些对我特别客气和热情的客户，同时把老年人排除在外，因为老年人就是想帮我，也不懂怎么在手机里操作。我每天大约发二三十条短信；对我来说，文字表达要比面对面口头表达容易得多。经常有客户当面夸我，连带着夸起“S公司的服务就是好，和那些什么通不一样”。这每每让我感到尴尬，因为我向来是挺羡慕“那些什么通”的——他们送快递就是送快递，不用早晚开什么会，更没有丢垃圾、打好评之类的事情，也不会动不动就被投诉。在品骏*后的那段日子是轻松的，来自工作的压力似乎全部消失了，干活儿的时候也不再心急火燎。早上我们装好车后，甚至还聊会儿天才出发。在这之前的一年多里，我每天都按固定的路线派件——新城阳光、孙王场、金成府、玉兰湾、京通罗斯福广场、金成中心、家乐福、瑞都国际中心、瑞都国际北区、瑞都国际南区、弘祥1979文创园、东郎影视产业园、旗舰凯旋、海通梧桐苑——这对我来说是*合理也*高效的顺序。有些时候，甚至我不按这个顺序就无法完成当天的工作。但现在我可以试着反过来走，尽管会多耽搁些时间，甚至先跳过中间的一些地方——我反过来走的话，路过两个产业园时客户都还没上班——然后再折返回去。我的时间突然变得宽裕了，就像一个曾被人看不起的穷光蛋一夜暴富，我可以报复性地享受一下挥霍时间的奢侈。因为我被所谓的分秒必争压迫很久了，一直以来我的时间都是紧绷绷的，就像我的神经一样，只能左支右绌地应付工作。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还从没见过早上八九点钟的海通梧桐苑和旗舰凯旋小区，而我在这些地方都工作一年多了。如今我到达每个地方的时间都和原来墨守成规的不一样，看到和感受到的也因此不同。事实上我发现自己正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这份工作——这不仅是关于习惯的改变，或者时间和空间的对应变化，而是比如说不带目的性地，从一种我从前因为焦虑和急躁而从没尝试过的角度去观看事物——我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一旦达不到额定产出值就恼羞成怒、气急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