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人生:行走在哲学与出版的路途上

后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我的《书缘人生——行走在哲学与出版的路途上》的第二版。 这个世界充满着偶然性。这本书的出版就纯属偶然。 一次，我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光明日报》（1998年12月2日）的《名师剪影》栏目介绍了我的“教学艺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的《哲学家》栏目介绍了我的科研成果。在“名师”和“哲学家”这两个“头衔”的“鼓舞”下，我的“虚荣心”大发，于是，我开始“不辞辛苦”“不知疲倦”地在记忆中搜索、在资料中寻找报刊对我的介绍、思想评价、理论访谈以及我的学术自述、学术演讲。当这些介绍、评价、访谈、自述和演讲稿端放在写字台上时，我又偶发奇想，对这些介绍、评价、访谈、自述、演讲稿进行筛选、整理，加以编辑、出版，以便“自我总结”，并供读者“批判”。于是，便有了这本书，即《书缘人生——行走在哲学与出版的路途上》。 同这本书的**版相比，第二版有了较大的变化： 一是把“学术自述”“思想介绍”“理论对话”“哲学演讲”四个部分，调整为“学术自述”“人物介绍”“思想评价”“理论对话”“哲学演讲”“出版实践”六个部分；二是删去了《当代学林： 杨耕》（《学术研究》2008年第4期）、《谋求图书结构转型》《书里书外的马克思》三篇内容；三是增加了《从往事门前走过》《出版企业家： 杨耕》《杨耕： 哲学之“旅”》《用创造性思维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深入的学理把握现实中的时代》《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哲学的位置在哪里》《向现代出版企业迈进》《来自北师大出版集团的体制改革报告》 等27篇内容。收入这部著作“学术自述”“人物介绍”“思想评价”“理论对话”“哲学演讲”“出版实践”，以一种缩影的形式展示了我的哲学之“旅”、出版之“旅”乃至人生之“旅”，这就是： 读书、教书、写书、出书。所以，我把这本书定名为“书缘人生——行走在哲学与出版的路途上”。 中国有句古话，叫“光阴似箭”。这句话，年轻时只是说说而已，年老时确感如此。从 1977 年我考入安徽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到今天，“光阴”已40多年。40多年来，我一直在哲学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在人生的道路上艰辛跋涉，不断地走向远方。“我们走向并珍爱每一处风光，我们不停地走着，不停地走着的我们也成了一处风光”（汪国真）。我至今也没有成为“一处风光”，但我的确“珍爱”着我走过的“每一处风光”。 当这本书的定稿端放在写字台上时，我心中想的并不是这本书。它既然已经定稿，那么，它就是这样了。此时，我的思绪和采访过我的记者朋友、为我的著作撰写书评的导师和朋友的名字连接起来了。《光明日报》的梁枢、《中国新闻出版报》的冯文礼、《中华读书报》的陈香、《哲学动态》的李立新老师等报刊的记者们不厌其烦，耐心地听完我的“故事”；我的导师、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等学者们不惜屈尊，为我的著作写下了思想深刻的书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邢自兴、杜丽娟编辑不辞辛苦，为我查找资料、打印书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编审不嫌浅陋，将这本书列入出版计划，项目部主任朱华华副编审精心组织这本书的编辑与出版工作，并担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高质量地完成了这本书的编辑。在此，一并表达我的深深的谢意。 人是社会存在物，需要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一个人如果没有朋友，那么，他即使生活在像“北上广”这样的经济发达、人口密集、高楼耸立的地方，他也会感到孤独，产生孤独感。在我看来，孤独不一定有孤独感，孤独感反映的不是空间的距离，而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人帮。”我不是“好汉”，更需要帮。所以，在这本集中反映我的哲学之“旅”、出版之“旅”乃至人生之“旅”的图书出版之际，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朋友、师长和亲人，没有他们的友情和亲情，我不可能成长；同时，我也想到由于种种原因对我产生误解、偏见甚至“敌视”的人，没有他们的误解和责难，我不可能成熟。“被人误会，是我们人类的命运”（歌德）。对我来说，友情与亲情、理解与误解、委屈与磨难，都是一笔财富，一笔不可缺少的财富。 实际上，经历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当然，这里存在一个矛盾，这就是，当你有了相当的经历以及由此形成丰富的经验时，你可能已经步入中年甚至老年阶段，属于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当你年轻而拥有充分的时间时，你往往又缺少经历，缺乏经验，所以，越年轻，越容易犯错误。这部著作实际上只是反映了我的哲学之“旅”、出版之“旅”乃至人生之“旅”的成功之处，而没有反映这一过程的失误、错误之处。实际上，我经常犯错误。这使我想起了卢梭的一句话：“要认识我，就要了解我的一切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人的一生可以“过五关”，也可能“走麦城”；可能掌握了某些真理，也往往陷入错误之中。人与错误的关系，就像浮士德与海伦的关系：“谁认识了她，谁就不能同她分离。”（歌德）我们只有正视错误，才能正视生活。同时，失败又是成功之母，错误往往是发现真理的先导，“真理之川从它的错误之渠中流过”（泰戈尔）。波普尔甚至认为，科学的历史是一部“不可靠的猜测的历史，是一部错误的历史”，因此，应“从错误中学习”。这颇有哲理。海涅说的同样有哲理，即“谁若为我们指出了走不通的道路，那末，他就像那个为我们指点了正确道路的人一样，对我们做了一件同样的好事”。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宽宏大量”的话，这就是，“允许犯错误”。在我看来，这是一句“废话”。这是因为，不管你允许不允许，是人，都会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邓小平）我们也都知道这样一句格言，这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我看来，这句格言同西方的一句格言，即“教皇无谬误”一样，本身就是谬误。这是因为，它有一句“潜台词”，那就是，“圣人”不会犯错误，而“凡人”必然会犯错误。实际上，只要是人，无论是“凡人”，还是“圣人”，都会犯错误。“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马克思的这句话才是真理，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非要说“有的人不犯错误，那是因为他从来不去做任何值得做的事”（歌德）。 当《书缘人生——行走在哲学与出版的路途上》第二版定稿时，已是2021年的秋天了。秋天是一个落叶的季节，是一个容易让人感伤的季节，即使王安石这样的政治家也“悲秋”：“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秋天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是一个让人憧憬的季节。所以，当这本书的定稿端放在写字台上时，我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 杨耕 2021年10月于北京世纪城时雨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