缙麓岁月(第一辑)

　　《缙麓岁月（**辑）》：　　《学衡》与《大公报·文艺副刊》　　1922年1月，由梅光迪发起，以柳诒徵、吴宓、汤用彤、胡先骕等人为主要撰稿人的《学衡》杂志出版了。　　《学衡》产生于梅光迪和胡适的一场争论。梅和胡原是好友，留美时梅在哈佛，胡在哥伦比亚。梅主张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胡主张杜威的实用主义，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两人有过激烈争辩。梅对胡在五四运动中提出的一些见解很不以为然。他和吴宓等人创办《学衡》，就是准备和胡适当面锣对面鼓辩论出个是非黑白来。吴宓从一开头就是《学衡》的总编辑，以后他虽然离开南京到了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却仍然做着这个工作。　　开头的五年（1922-1926），《学衡》的出版也像吴宓的性格一样“钟表般地准时”。每月一期，五年60期，一期不漏。以后便因种种干扰出得零星了，七年只出了19期，出完第79期，吴宓被迫把总编辑职务交给了缪凤林，第80期却从此没有出现。　　《学衡》诸人写文章没有稿费，还要出资维持刊物出版，可见它实际是一批理想主义者进行学术论争的刊物。《学衡》诸人认为，历史有变有常。常就是经过历史考验而积累的真理，它万古常新，适用于全球。因此，他们提出的《学衡》的宗旨便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他们追求的真理既非复古也非欧化，不是胡适派的“弃旧图新”，激进派的“破旧立新”，而是立足中国，吸取外国文化的长处，创造自己的新文化，从而“推陈出新”，或“层层递嬗而为新”。在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变化中，他们持较为冷静的、分析的、实验的态度。吴宓说：“其必须解放、必须改变，乃人人所承认；适可而止之义，亦众意佥同。然其所谓可、所谓*适宜之程度，则今日国中新旧各派作者，千类万殊……孰为得当？今难遽断，且看后来。”总之，孰为得当要让历史发展来证明。　　历史证明了什么呢？《学衡》认为“*适宜之程度”并不适宜，历史走得比他们远得多。《学衡》所提倡的梁启超式的浅近文言文也没有被接受，白话文和白话文学取得了胜利。但《学衡》仍有它的功劳。它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介绍了许多优秀的、经典的西方名著，扶植了一些学术人才，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做出过不容忽略的贡献。它反对把“孔家店”一概打倒，反对“把全部国学全部文言文都送到垃圾箱里去”，对于那些过激之论也是一种抑制。遗憾的是，若干年来，《学衡》反对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过失总叫人念念不忘，而它的贡献却被忽视，被忘记了。　　《学衡》共办了十一年。主体是通论、述学和文苑三栏，其余是书评、杂缀、附录和插图。后四者加起来也不占多少篇幅。　　通论栏主要刊载文史哲方面的学术论文。撰稿者大多是当时国内**流的学者，如王国维、柳诒徵、汤用彤、刘永济等。柳诒徵的《中国文学史》被钱穆誉为“名世之作”，刚在《学衡》发表就有书商偷印发售。王国维在古代史、金石、考古、敦煌学等方面的论著，汤用彤在印度哲学与中国佛教史方面的论著，刘永济在中国文学方面的论著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述学栏的撰稿人大都是留学西方深通西方文化而又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的学者，如吴宓、胡先辅、梅光迪、张荫麟、汤用彤、郭斌和等。他们大量介绍了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的欧美文化。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化的研究和翻译。如有关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比较论述，中西文学的比较论述，都是我国*早的比较文化研究成果。郭斌和和景昌极从希腊文原文翻译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向达和夏崇璞译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汤用彤译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等许多重要著作，*初都是在《学衡》上发表的。这些经典著作的翻译体现了《学衡》诸人，特别是总编辑吴宓，对介绍西方文化的慎重的、力求准确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