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学艺社史

　　《中华学艺社史》：　　1926年秋，郑贞文、周昌寿分别辞去总干事、副总干事职务后，中华学艺社社务停滞，递补的王兆荣和范寿康次年履职时任期所剩无几。鉴于社员普遍认为有修改社章的必要，学艺社遂决定将原定于1927年秋季举行的社内选举大会推迟到新社章开始实施之后。受委托起草新社章的白鹏飞、屠孝寔两名社员因事务繁忙迟迟未能交稿，适逢北伐战争，社员间交通联络多有阻塞，修改社章一事进展缓慢。尽管此时社况不佳，但学艺社影响力犹在：1926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开预备会前，中国科学社曾介绍学艺社加入该审查会，但未能得到回复；同月国民党在上海邀请学术团体共商筹设学术院一事，周昌寿代表学艺社列席。1927年9月，中国工程学会在上海召开第十届年会，此时已经到任的总干事王兆荣代表中华学艺社以来宾身份出席；同月，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聘请来华讲学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学家尼丹（James G.Needham）抵沪，学艺社受中华农学会之邀联名宴请，由王兆荣代表出席。　　对比社外的声望，趋于停滞的社内发展相形见绌。1928年夏北伐战争结束，外部局势逐渐稳定，学艺社终于有机会将酝酿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而行动起来即一发不可收拾，辑印古书、建设会馆、改革社务诸事项皆于同年秋启动，次年春新的执行委员会体制构建完成。与此同时，国际交流在延续赴日视察团的基础上扩大，1929年适逢太平洋科学会议，处于改革中的学艺社意气风发，于1928年秋即推选出四人，*终派出三人前往爪哇岛赴会；夏季，组织视察团例行出席学术协会大会；秋季，日本举办万国工业会议，学艺社派员参加。1930年，数个日方团体来华访问，学艺社皆积极接待。同年，学艺社终得以顺利召开年会，为社员同聚一堂商讨今后的社务提供了机会。　　然而，繁荣之表象并不能掩盖学艺社并不牢固之根基。学艺社干部对于经济问题之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在社务改革时期格外重视兴建会馆一事，以期能在资产和场地两个方面为学艺社的进一步发展夯实基础。1932年，新社所落成后虽能通过收租产生一定收入，但仍无法提供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干部层想方设法维持学艺社经营，但这一局面亦未能得到改观，其结果之一就是20世纪30年代，对自身组织形式的频繁调整-1929年的执行委员会制于1932年改为董事会制，又于1935年改为理事会、董事会并行制。经济和制度都无法稳定，社务开展之困难不言而喻，20世纪30年代，学艺社屡次试图开拓新事业，但没有一件能顺利发展。　　在此局面下，国民政府时期，学艺社的主要成绩皆源自对外部环境的反应。一方面，政府多次邀请学艺社配合政府方面对学术和知识有需求的事务；另一方面，社所落成后，学艺社也为教育、展览等活动慷慨地提供场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活动的阴云一直笼罩全国，学艺社虽有大量社员曾往或正在日本留学，社务也一直受到日本方面经济资助，立社原则之一又是不问政治，但在国难之下，学艺社自然不会保持沉默，而是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然而经济状况决定了学艺社在这一方面的影响力较为有限，学艺社自行发起的相关活动取得的成果寥寥无几，为了获取经费在国难后又数次向日本方面请求资助。这种矛盾处境是学艺社在国民政府时期所面临的经济困局的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