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学概论

　　《训诂学概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5）》：　　《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毛《传》：“中谷，谷中也。”孔氏《正义》：“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语皆然，《诗》文多此类也。”陈奂《传疏》：“中谷，谷中，此倒句法，中谷有蓷同。凡诂训中多用此例。”案《诗》中此种倒句甚多，如中林，中河，中阿，中田等都是，所以然者，当时习惯法则如此，非为叶韵而倒，更非故意而倒。这样看来，《小雅》所说的“瞻彼中原”，中原就是原中，和现在所说的中原绝不一样，因为现在的中原和原中，含义有别，词的前后次序已经变得固定了。又如《诗》云：“既见君子，不我遐弃。”《正义》云：“不我遐弃，犹云不遐弃我，古人之语多倒，《诗》之此类众矣。”其实古人之语岂能随便而倒？也有他们的自然法则，归纳起来，如《诗》中之“不我知者”、“能不我知”、“亦不女从”、“岂不尔思”、“宁莫之惩”等例以及《论语》中的“不吾知也”、“莫己知也”、“未之有也”、“未之思也”等句，便可以得到一个定律：凡否定句中的外动的宾词如为代名词，在古语法里此种宾词必置于外动之前。由这条定律上，便可看出古今语法改易的一斑了，因为现在说“不知道我”，绝不能倒说成“不我知道”。至于像《左传》的“室于怒而市于色”、“私族于谋”，《墨子》的“野于饮食”等种种怪僻的文法，就非靠着训诂的解释不易明白了。文法学在从前本来是附属于训诂范围之内的，后来因为实字易训，虚字难释，所以清代的训诂学家王引之才作了一部《经传释词》，专门来解释语词，独立成为一种虚字之学；其实那部《释词》本是从《经义述闻》里摘出而加以扩大的。　　（五）由于字体之差别者。　　语言有古今的不同，文字也有古今的不同。文字的改变虽只是字体上的差别，然与音义也很有关系，有因音变而异体，有因义变而体别。汉时经籍有今文、古文的分别，读今文尚易，读古文就非专家不可。这里所谓字体，是指文字的体制及体势二者而言，体制的不同与训诂的关系尤为重要。《尔雅》中有以今字释古字之例，如：　　《释诂》：“于，於也。”毛《传》、《说文》皆同。案《诗》、《书》例用于字（清人如钱大昕、段玉裁等皆已察及此异），《论语》例用於字；然《论语》引《书经》原文则仍作于，《为政篇》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宋翔凤《四书释地辨证》说：“上文引《书》作于，下文作於是夫子语，显有于於字为区别。”东晋古文《书经》的作伪者不明此理，遂以“施於有政”也是《书经》原文，就完全错误了。于、於二字既为古今字，所以现在就有人利用这类的材料来考证古书的真伪及时代了。　　又如《释诂》：“兹、斯，此也。”顾炎武《日知录》说：“《尚书》多言兹，《论语》多言斯，《大学》以后之书多言此；《论语》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言此者一而已，《大学》成于曾氏之门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有九。语音轻重之间，而世代之别从可知矣。”可见兹、此二字也是古今字了。此外如廼与乃（《尔雅》：“廼，乃也。”），余与予（《曲礼》郑《注》：“余予古今字。”）等也都是以今字释古字之例。这里所谓古今，并不是严格地文字的发生时代先后的问题，而是用法上的通行与否的问题，例如《尔雅》说：“诰，告也。”《说文》同，案诰为告字之分别文，以字体言，合体自较独体者为后起，那么，这是以古字释今字了；但是按用法上说，以言告人，古用诰字，后则习用告字，而以诰为上告下之字。然则以告释诰，仍是以今字释古字的原则了。段玉裁《说文注》“谊”下云：“凡读经传者不可不知古今字，古今无定时，随时异用者谓之古今字。”又有以重文或体互训者，如《尔雅》之“谌诚”、“辅俌”、“嗟蹉”等皆是。又有以分别文释母体者，如《论语释文》之“弟悌”、“道導”、“莫暮”等皆是。凡此种种，都是由于古今字体兴替陈谢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