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服偶然

　　《驯服偶然》：　　这类有关社会和个人的定律均涉及概率、关系偶然。它们虽然在本质上是统计学意义的，但却是不容改变的；它们甚至是自调节的。同这些定律的集中趋势保持一致者就是正常人，而处于两端者则是病理学意义的人。我们几乎无人会想到成为病理学意义的人，所以“我们中的多数人”企图使自己成为正常人，而这反过头来又影响到何为正常的问题。原子没有这类偏好。人文社会科学所显示的是物理学中所未发现的一种反馈效应。　　我将要描述的转变与我们很少留意，但却又是所谓无所不包的一个事件紧密相关，那就是印刷数目字的雪崩现象。民族国家通过分类、点查以及列表的方式，使得民族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倘若仅仅考虑到政府的二重主要目的，即征税和征兵，那么我们总是少不了计数这种形式。在拿破仑一世时期之前，多数官方的计数结果对行政官员而言，一直处于私下状态。在那之后，则印刷出版了大量的数目字。　　对数目字数据的热情在美国的人口普查方面也得到了印证。美国首次人口普查对每个家庭仅提了四个问题。第10次每10年举行一次的人口普查则就各种排列组合提出了13010个问题，其中有对个人的、对公司的、农场的、医院的、教堂的，等等。问题增加了三千倍，确实惊人，但这仍大大低估了印刷数目字的增长率：300000也许是个较好的估计。　　数目字的印刷是一种表面效应。在其背后则是分类与点查的新技术，以及应用技术并具有权威性和连续性的官僚机构。官僚机构所提供的事实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即使具有超前意识，有的事实也不存在。人们不得不发明各种类目，将人便利地归类，以便点查。这类关于人的系统数据采集不仅影响到我们对一个社会的构想方式，而且还影响到描述我们邻居的方式。它极其深远地改变了我们选择的行为，我们的职业观以及我们的世界观。马克思曾经详细阅读过官方的统计数据，如工厂巡视员撰写的报告之类。人们可能会问：谁对阶级意识的感触更深，是马克思还是官方报告的作者？因为这些报告是按人以群分的方式写出来的。这些例子便是我所谓的“构造的人”。本书仅间接地论述了这些问题。　　印刷数目字的雪崩与我所要探讨的主题，即决定论遭受侵蚀，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一个答案是直接的。偶然定律颠覆了决定论。要想信受其说，世上有这样的定律，人们需要在大范围的人口中发现定律般的统计规律。那么从来就受普遍因果关系约束的文明，又如何想到有另一种支配自然或社会行为的定律呢？偶然的游戏为偶然过程提供了初始的例证，正如出生和死亡数据那样。这些数据在17世纪成为数学研究的对象。没有这些成果，我们便不会有任何现代概率论的思想。然而，对于决定论者而言，很容易假定，骰子的下落或轮盘赌的轮盘的机制，遵循简单而又不变的机械定律。牛顿体系不需要什么概率，除非概率是一种能够发现原因的工具。那些看上去粗糙、无条理事实的统计定律，在人类事务中被首次发现，但是也只是当社会现象得到点查、列表和公之于众之后，才会引起注意。在19世纪初期，印刷数目字的雪崩就起到了这个作用。　　进一步的考察表明，并非任何数目字都能起这个作用。多数首次认识到的定律般的规律都与异常现象相关：自杀、犯罪、游民、癫狂、卖淫、疾病等。这一事实具有启发意义。现在人们通常说，在决策理论、运筹学、风险分析以及在更广一些但却专业不太强的统计推理领域，信息与控制是中立项。我们将看到，这种理念的根源来自一种观念，即人们通过点查和分类可以改善（控制）有异常行为的亚人口群体。　　我们还发现，定期地收集数目字数据并不足以使统计规律表面化。这些定律从一开始就要结合数据做出某种解释。因而，没有数据就无法解释。在本书中，我做了一个粗略的对比，看一下普鲁士（以及其他东欧国家）对待数目字数据的态度，从而找出滥觞于不列颠、法兰西以及其他西欧国家在数据方面存在的差异。尽管西方世界充斥着个人与国家的自由主义、个体主义和原子主义的各种观念，但人们却在社会数据中发现了统计定律。而盛行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东方，却未能发生。因而，我所描述的转变只能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中予以理解，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看出个体是什么，社会是什么。　　有关概率的数学概念我不想着墨过多。然而，在所要描述的事件当中，有为了理解概率的各种因素，以及为了领会这种不可思议的成功故事的各种成分。是成功的故事吗？是的，是四个方面的成功：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逻辑学和伦理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