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与安全秩序概观

　　《新兴大国崛起与全球秩序变革：国际政治与安全秩序概观（第三卷）》：美国是20世纪国际安全秩序的主导者，也是导致21世纪初国际安全理念更新的重要行为者。不过，美国并非一个有着主动变革意愿的行为者，而是一个被动的行为者。“9·11”事件后，美国首先是将反恐这一非传统安全议题作为核心议题引入国家安全政策和国际安全领域，这大大促进了国际反恐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地位凸显。2007-2008年首先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给美国造成严重的经济压力，也迫使美国政府在金融和经济安全上寻求国际社会的帮助与合作，直接推动了G20等新型国际合作机制的形成，并在此后将经济发展问题作为其内外政策的优先考虑事项。同时美国自身由于经济危机后出现的财政困境，被迫逐步结束在伊拉克、阿富汗两场反恐战争中的大规模兵力运用，在对外政策上诉诸“巧实力”理念，在国际安全秩序层面也有助于一种良性的态势发展。然而，这只是暂时的政策休整。随着美国在经济上日渐走出金融危机，到2014年后美国经济逐渐步入缓慢增长阶段，美国国内日益从战略层面关注经济上面临的大国挑战，并为此重新诉诸大国竞争。从2012年开始，美国就正式提出了“亚太再平衡”，继而筹划将印度洋地区纳入东亚、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印太”两洋一体化运作，针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压制愈发强硬。特朗普上台后，更加明显地在战略层面宣扬并着力进行大国竞争（特别是着力奉行对华战略压制）的战略实践。正是为了营造一个更有效的对中国进行战略压制的地缘政治新框架，美国越来越公开地宣扬和塑造“印太”地缘政治框架，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和安全上，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战略打压和战略威慑。特别是，美国致力于推动形成美日澳印等四边或“四边+”机制，致力于通过抹黑对手的规则攻击和重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规则主导权，来维持对其有利的地区秩序。除美国外，21世纪初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即主要大国也纷纷在国际规范变革的进程中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国家的政治经济态势及其民众对经济发展的诉求是推动这些国家政府去更新安全理念、变革国际规范的*大动力来源。在相对理性的大国决策机制下，国内民众的广泛诉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国内发展的基本路线，而国内如何发展又将决定它们将如何作为大国在国际上采取行动。主要国家政治领导者的作用在于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引领的作用，更清醒地认识到规范的变化趋势，说服国内和国外的关键政治行为者认识到这种变化的必要性，同时进行有效决策和付诸行动。21世纪初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地区出现的政治纷争和经济疲软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其国内民众对国内和平稳定、经济发展的强烈诉求。这迫使发达国家政治领导人不得不改变传统的过于依靠军事手段的强权干涉做法，以及外交政策被利益集团绑架而与国内民众利益诉求相脱离的既有政策格局，开始致力于推进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的国内外政策，并为此目的而推动国际安全合作以维护国际和平稳定、防范地区冲突、化解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国际安全规范的被动改变力量。新兴经济体则是21世纪初国际安全规范变革进程中*为重要的新兴理念的代表者。以中国和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凭借经济发展的新兴态势和巨大成就，在国内和国际上赢得很高的政治声望，并通过相互合作机制搭建、确立以和平发展为基本导向的对外政策，主动寻求化解内部安全挑战和外部安全难题，在国际社会赢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成为推动新时期注重国际安全合作、维护国际和平、倡导基于安全与发展的国际共同体建设等国际安全理念的主要力量。作为这种国际安全理念深入人心的一种伴生物，国际社会和主要国家日益主张通过加强国际治理来应对这些新的复杂的国际安全挑战。此外，地区性组织在塑造国际安全规范方面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欧盟、东盟等地区性组织长期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主动寻求国际安全局势的缓和以支持和促进地区国家的共同发展议程。冷战结束以来，东盟尤其突出地发挥了其在东亚安全秩序塑造中的影响力，通过构建东盟地区论坛、“东盟+”等地区安全合作平台，在地区大国之间有效地建立起安全与发展联系，直接推动了东南亚地区安全共同体意识以及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良性发展。《东盟安全共同体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本着综合安全的原则来构建东盟共同体，认为政治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发展差距的缩小、贫困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减少，共同构成持续的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强劲基础。针对更广泛的东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出现，巴里·布赞较早前便认为，经济增长加上对追求经济发展目标的共同承诺，在东亚地区就地区安全进行自我理解和自我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角色。他说，东亚的许多政治对抗、领土争端和历史敌对，都可以通过让它们屈从于共同的经济事业而得到克服，或至少得到搁置。因此，在东亚的国内和国际政治中，持续的经济增长都获得了重要的安全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