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在场与发现/谭杰

鲁敏小说的意蕴层次与呈现方式 在“70后”作家群体中，鲁敏是始终保持冷静独立的姿态，严格遵循小说本体艺术，勤于生活经验开掘和探索，精于场景描摹和细节刻画的高产的小说家。她的创作摒弃了传统的宏大叙事，而多从困境中的中下阶层小人物入手，凸显人性的复杂与纯净、沉郁与光辉。不论以“东坝风情系列”“人性暗疾系列”名世的中短篇小说，还是倾向深度、难度写作的长篇小说，都给众多评论家和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此，选取她作品的意蕴层次及其呈现方式对其创作进行管窥。 一、意蕴层次 文学作品的意蕴是透过作品的表层形式，“而显现出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是作者凭借形象的塑造、情节的安排、场面的描写等诸多外部呈现方式，蕴含在其中的情感、哲理、思想的精神力量”。由此，其意蕴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历史（现实生活）意蕴、哲学意蕴、审美意蕴。这三层意蕴是由浅入深、由外到内地渐次深化、发展的。鲁敏小说对这三层意蕴的呈现的特殊性在于，不仅呈现的次序不同——她主要依照历史（现实生活）意蕴、审美意蕴、哲学意蕴的次序呈现，而且还以超越常规化和复杂化这两种极端的形式着力凸显作品的审美意蕴与价值。 1．历史（现实生活）意蕴 鲁敏的小说主要涉及两个地域版图的历史（现实生活）意蕴。一个是“东坝”。同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一般，“东坝”是鲁敏对既往现实故乡的诗意化，又是她理想与精神的栖息地，是“叙述的背景与氛围，是情感的起因与终了”，可以说，“东坝”承载了鲁敏对于日渐衰退的乡村文明韵味及乡土人情的追怀与重构。这个版图基本单纯地涉及人们本真的生存、情感状态，并不过多地与时代、历史进行勾连。另一个是相对于“东坝”乡村而言的城市——或是县城，或是南京——更准确地说应是城市边缘。于此，她的关注点并不聚焦在城市风貌，而是选取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处境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因此，这一部分作品中所涉及的历史（现实生活）意蕴，也并不是作者所着意表述和强调的。 以其*新的长篇作品《六人晚餐》为例。小说所涉及的物理意义上的时间长度为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十几年间，所涉及的“历史（现实生活）意蕴”方面的内容主要有：（1）对城郊接合部的老厂区的空气、氛围、分布、宿舍区等整体风貌的简单交代；（2）工厂区内的爆炸事故；（3）工厂破败，工人下岗；（4）两家人在工厂区内的迁坟。这些内容大都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企改革的大背景直接关联，但都被作家一笔带过，或者借助叙述者在必要的场景中进行简单的重复交代。（1）展现的是改革前老工业区特定阶段的历史风貌，透露出一种“破败、绝望”的老旧的精神氛围；（2）和（3）分别涉及了特大灾难性事故、国企改革前后的状况，表现了底层工人工作环境的恶劣、命运的朝不保夕和日常生活的艰难；（4）展现的是中下层小人物精神家园被破坏、被驱赶、被放逐的悲凉境地。然而，作家对上述意蕴既没有做全景式展现，也没有让叙述者对之进行直接的评论，而多是以背景方式被作家内置于叙述流程之中。因而，历史（现实生活）意蕴层受到了叙述者的强力的压制、削弱，它与文本内部精神空间的联系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关联，而没有做直接的移植。这种间接呈现历史事件或现实生活，并以此作为反映历史、介入现实的表现方式，几乎成为她的所有小说处理文本与历史、生活关系的固定策略。这也使得这部小说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比，即外在的物理意义上的时间长度非常短，而心理学意义上的时间长度无限长。 2．审美意蕴 审美意蕴是鲁敏小说*富有魅力、*能彰显小说文体艺术价值的核心标志。这种审美价值主要是借助对人物的人性、人情的表现，对小说内在精神空间的极力拓展展现出来的。鲁敏的小说，不论长篇还是短制，普遍不以物理意义上的长度来形成、深化小说的审美意蕴，而是注重人物的人性含量、心理含量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挖掘与表现。她重视的是情绪、情感的表达，而非事理、物理的纠缠；是面向人物内心的书写，而非趋向于外在现实的描摹。然而只靠对人物心理、精神世界的描写支撑起小说的“长度”，弱化现实生活、历史事件的描写，这又是极具难度的书写。 在“东坝风情小说”中，鲁敏竭力多角度呈现乡土版图中人们的生活面——家庭的纠葛与生活的意外、生命的诞生与逝去，困厄中依然散发的浓郁人情味。在这片被理想化的乡土上，人性纯净、淳厚、悲悯、宽容，氤氲着脉脉温情。 《逝者的恩泽》选取了一个特殊“家庭”为视角，将乡村人的善良无私和对“家”的深厚感情渲染、铺展开来，呈现了家庭的温情。陈寅冬常年在新疆打工，并与情人古丽安了家，拥有儿子达吾提，只在过年回东坝与妻子红嫂、女儿青青短暂团聚。工程结束前，对两个家都难以割舍的他选择牺牲生命，换取一笔丰厚的抚恤金。在鲁敏的笔下，这个在道德上本应被谴责的男人，对情人的坦诚和对家庭的无私程度又让人感叹。在丈夫意外死去、其情人和私生子意外出现的双重冲击下，妻子红嫂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坚韧和宽容。她没有对丈夫怨恨，也没有对古丽母子排挤，甚至拿抚恤金给女儿当嫁妆的打算，也因考虑到达吾提的成长而迟疑了。她所表现出的，是一种乡村女性的宽厚大度与富有母性的善良。拥有在当今社会中被鄙夷的尴尬身份的古丽，在小说中带着异域特有的美丽走进东坝人的梦，带着率真大方与善解人意融入了与红嫂和青青的共同生活。她一进入这个家，便主动分担家务；她发现自己与青青喜欢同一人时便毫不犹豫地退出成全青青；她从没有提到抚恤金，但在知道了红嫂的病情之后，又努力劝说红嫂拿钱治病，并保证自己和儿子不要一分钱。这一切源于她的善良与无私，也源于她从一开始就把她们视为一家人，“都是陈寅冬的家里人呢”。在此，婚姻道德意义上的尖锐矛盾被作者弱化处理，使之成为叙写人世间的浓浓温情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宽厚友善的铺垫和背景。 《思无邪》讲述了邻里乡间的温情。作为远房长辈的村长万年青，费尽心力为孤苦无依而投靠自己的哑巴来宝安排稳妥的去处，心系他的命运；然而，更多的血缘上不相干的乡里人的倾心相助将来宝拉向光明；来宝对痴瘫的兰小无微不至的照料；兰小的死亡，并未让来宝遭到任何人的责怪；在兰小入棺前后，来宝给兰小整理遗容等一系列行为，他那种浓郁的淳朴和单纯的执拗，让人印象深刻，到场的人们“无一例外地哭了”，只是因为“这里面的无情和无奈”。整部小说在古风朴朴的乡村伦理中透射出令人熨帖、韵味醰然的人情。 《离歌》书写了死亡的温情。儿女在城市，没人照料的彭老人，频频跑去跟张罗丧葬的三爷诉说对自己死后的担忧及葬礼的诸多想法。虽然两人素日并无太多交情，彭老人故去后，三爷还是将他的葬礼安排得妥妥当当。老人的隐忧，死亡的悲凉被付诸看起来平静的交谈。另外，三爷河上撑船往返直到天亮的场景，将对生者的怜悯、对死者的尊重与慈悲凸显得淋漓尽致，温润了我们渐已干枯的心。 相对于上述作品中的温情人性，《六人晚餐》的审美意蕴散发独特的光芒——其中人物的“人性含量”“精神含量”呈现一个渐趋生长的态势。如何在一个二十余万字的文本中全面复活六个人物的心理世界，并呈现出六种不同的精神样态，是对长篇小说之“长”本身所具有的本体意义的艺术实践。小说的开头，对丁伯刚、苏琴的动作、心理、语言的描写并不见特别之处，然而伴随着两个家庭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展开，这两个人物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心灵困境以及他们在肉体与爱欲、理想和现实、家庭与伦理之间的尖锐冲突一步步凸显。丁成功自闭在玻璃屋里，遭受着心灵的疼痛，惨淡经营着“吹玻璃”的营生，孤独地守望着那份渐趋远逝的爱情。对自己肥胖身体的无奈，对周遭的厌恶，晓白选择了“离家出走”的方式以救赎痛苦的灵魂。晓蓝对丁成功潜滋暗长的爱情，遭遇伦理的阻隔和现实的重创，她的赌气嫁给别人，既是对现实之网的屈服，也是对自我心灵困境的致命一搏。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是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和人性世界，他们身上所蕴含着的不同凡响的人性和精神含量，以及创伤性的精神印记都深深触动着读者的神经末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