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志

我自己在田野中的友谊经验既富有成效也问题丛生。在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研究期间，我与一位重要的报道人建立了友谊，就我的人群志研究议程而言这是非常富有成效的。我们的友谊是在我的研究项目的脉络中发展起来的。如果不是我做人群志，我们就不会遇见。我们的友谊基于我们共同的观点和兴趣；我们开始在田野情境之外进行社交聚会，但对我来说，这些聚会是否仍然是人群志的一部分还不清楚。我想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工作理解，那就是我对她的工作感兴趣，她分享了她的经验，并与我就广泛的话题进行了多次对话，有些话题与她的工作根本无关。我们讨论了兴趣和我们的私人关系。虽然我们在一起社交的时间里，我没有做详细的田野笔记，但当我晚上外出回家时，我确实发现自己在做便笺和笔记，渴望记住那些有助于我理解田野和为进一步的田野调查提供想法的洞见和解释。随着田野调查的推进，我与田野调查的朋友分享了我的一些田野笔记，并验证了我对事实上是她的日常世界的一些初步理解。对我来说，这种友谊感觉上是本真的，尽管我清晰记得我们相遇的境况。我对我们共同时光的记忆对我来说仍是重要的，不仅是在人群志方面，而且还与我个人的自我意识以及当时的生活所发生的有关。我是谁和成为谁，以及我不得不承担这项研究的能力，都得到了这种友谊的加强和巩固。当然，我不可能知道她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友谊的。而且很明显，这种友谊基于我初步和后继的研究议程。她既是我的朋友，也仍是我的关键报道人。当我们有个人意见分歧时，我知道我非常清楚我的研究任务，并且总是很快做出弥补或推动会话（反思时比平时快得多，即使是与非常好的老朋友）。在研究结束时，特别是在我离开田野并撰写我的人群志（或者那应该是我们的人群志？）之后，友谊的本真性受到了考验。从人群志学者和报道人的立场出发，我们发现我们就田野中所发生的事情，尤其是我对某些事件的阐释和分析存在分歧。我们友谊的失衡变得明显和清晰。我所写的我的关键报道人的工作和生活，是为学术受众而不是为她写的。我的书写和分析是针对她的经历，但却不是为了她，而（也许）是为了我。这是我的人群志，她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对我们两人来说，田野调查的脉络创造、促进并*终限制了我们的友谊。如果我们不被田野关系所束缚，也许我会更愿意挑战和争论，并为我们个人的友谊而奋斗。相反，搁置争议似乎更为恰当和专业。也许，我们两人都误认为友谊在田野调查之外，而不是其中的关键部分。人群志曾成就我们，也曾阻碍我们。虽然我们彼此信任，并分享我们生活中的亲密方面，但我们俩也开始理解我们建立友谊的方式。友谊的互惠基于我们在/对田野的相对地位；在田野之外维持我们的友谊很困难，因为我们不能，或者可能不会调和我们的田野调查自我和我们的其他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