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神话

我不相信神话

我很晚才开始明白自己的重要性，明白自己对很多人意味着什么。其实直至今日，我也没有完全弄明白。很多人在我身上看到了阿喀琉斯或圣女贞德的影子，可我并不是他们。我只是一个敢于说出心中的想法，做自己认为该做之事，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且毫不恐惧的人罢了。或者说，我只是尽力不向恐惧妥协罢了。我还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自律且冷酷（正是我的自律和我遭受过的巨大痛苦让我□得冷酷）。可也仅此而已。我不想背负起那些并不属于我的责任，所以我并不希望人们把我看作一位斗士，或是圣人。*重要的是，我不希望被误解。然而一直以来，误解无处不在。我对自由的信仰常常被人们误解（在我看来，自由并不意味着混乱或放纵；我也不断对阿莱科斯说，自由首先是义务，其次才是权利）。人们误解我的“无政府主义”。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应该是神圣而优越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能够管理好自己，不侵犯、杀害他人，不窃取他人财物。人们还误解我的独立。因为他们不明白，我怎么能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方式拒绝与左派或右派同流合污，以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人们爱我，却并不理解我。而我也同样不能理解那些围绕在我四周的兴奋与喧嚣。我不喜欢被一步步推上神坛，不喜欢被崇拜。我不过是一个害羞、腼腆、执着于独处且不爱交际的人而已。我不相信神话，尤其是关于我的神话。



做一个孩子并不幸福（节选）

我在佛罗伦萨成长、学习，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的童年生活并不愉快，我的父母很穷。父亲在佛罗伦萨有一个规模很小的手工作坊，单是支付作坊里三四位师傅的工资，就已经把收益消耗得一干二净。父亲是激进的反法西斯分子，因此在政治上也受到了迫害。这种条件显然不可能让我拥有舒适的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但它教会了我什么是纪律，让我知道生活绝不是一场简简单单的冒险。

当时，我的周围是战争、墨索里尼、贫穷，还有父母的责骂。我的屁股上会时不时地挨一顿板子，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不，不，不！我的童年一点意思都没有，做孩子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与所有暴政统治下的时期相同，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我的国家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新闻业。幸好还有地下组织秘密发行的报纸，真实的报道才得以幸存。而我有幸生在一个反法西斯家庭。父亲是佛罗伦萨地下组织的首领之一。在我九岁还是十岁时，某一天，我发现一份报纸。报纸上说的和我在学校里整日听到的完全不同。（大家也都明白，在专制统治下，学校也是听命于统治者的。）上面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两个刽子手。我拿着报纸找到父亲，问他：“这是什么？”父亲回答说：“一份说实话的报纸。”我接着问道：“所以它才不在报刊亭出售吗？”“是的。”我如此震惊，如此愤怒，以至于忍不住大叫：“总有一天，我要为那些说实话，而且在报刊亭出售的报纸写文章。”（这是别人日后告诉我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当时确切的情景……）



我的英雄（节选）

我在童年时期认识了很多英雄人物，因为我有幸成长在一个光荣的时代。我与他们相识来往，如同□孩子们收集花花绿绿的邮票；我与他们玩耍，就像女孩子们与布娃娃为伴。这些英雄们，或者说我认为的英雄们，充溢了我生命中大约十一个月的时光：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至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德军占领佛罗伦萨期间。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对勇气的崇敬、对牺牲的信仰，以及对惧怕的惧怕臻于成熟。

我每天都能见到我的英雄们：在家中、在街上、在乡间。那时的我虽然还是个孩子，却已早早地抛弃了一切幻想，□得冷静、现实。我不会对任何事情置若罔闻或轻描淡写：每一次看见我的英雄们，我都知道这有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后一次相遇。我爱他们，甚至愿意为他们当中任何一位献出我的生命：不再期盼盟军的到来，也不再渴望白面包和巧克力。我对他们尊崇备至，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如一颗珍贵的宝石，永远在我心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盟军**次轰炸佛罗伦萨时炸错了地方。他们原定的目标是德军用来运送武器和军队的铁路，可*后炸弹却落到了临近的居民区和多纳泰罗广场颇有年岁的公墓中。那是英国人的墓地，诗人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就埋葬于此。轰炸开始时，我和父亲就在圣母领报大教堂附近，离多纳泰罗广场不过三百米的距离。为了躲避轰炸，我们跑进了教堂。谁能体会到轰炸来临时的那种恐惧？每次炸弹落下，教堂坚固的墙壁就如同暴风雪肆虐下的树木般一阵颤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