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语境下的西方奥威尔批评阐释

《思想史语境下的西方奥威尔批评阐释》：　　本章详细讨论了麦克唐纳、拉夫、特里林、欧文·豪、玛丽·麦卡锡和波德霍雷茨的奥威尔批评，他们的批评反映了纽约知识分子从激进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再到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演变历程。其中，支持还是反对美国参加二战、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如何看待美国越战和知识分子职责问题、新保守主义成为主流思想等是奥威尔批评背后的重要思想史事件。在相关讨论中，我们还涉及托洛茨基、罗文塔尔、乔姆斯基、戴安娜·特里林和克里克等的重要思想。　　《党派评论》是**代纽约知识分子的主要思想阵地。麦克唐纳和拉夫是杂志编委会的主要成员，他们都与奥威尔保持着书信联系。麦克唐纳曾是托派成员，他反对美国参战，主张发动“革命的群众运动”，走“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拉夫则以“邪恶稍轻”的实用主义态度支持美国参战，这造成了《党派评论》内部的分裂。同时，拉夫在《党派评论》停刊和复刊的过程中对斯大林主义有切身的体会，他主张杂志应该走激进主义和现代文学相结合的路线。在冷战时期，他对美国兴起的麦卡锡主义深感忧虑。因此，他们的思想观念决定了他们的批评行为。麦克唐纳指责奥威尔的社会主义观点是“普通常识的庸俗主义”，与奥威尔一样“不赶时髦”的拉夫对《一九八四》描述的西方国家权威主义社会感同身受，认为这是西方“治疗国家权威主义疾病*好的矫正剂”。　　特里林在纽约知识分子团体中享有崇高威望，他的评语“奥威尔是一位有德性的人”已成为经典评论。同时，他心目中奥威尔不是一位“天才”，每一个人通过效仿他，通过后天努力都可以成为像他一样“有德性”的人。“有德性”的人具有诚实、坚毅和勇气的特质，他们信仰的是“真相的政治”而不是“观念的政治”。“真相的政治”也就是“现代主体”揭露“谎言”，与“囚笼”的压迫者相对抗的文化政治思想，文学则为这种自我的反抗提供了舞台。同时，文学还把反抗的“自我”、“自由主义”和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特里林所说的“自由主义的想象”就是要发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改造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功能，修正自由主义过于强调理性主义的弊端。这种“新自由主义”正是特里林为战后陷入迷茫的知识分子指明的思想道路。　　欧文·豪对国家权威主义的讨论是拉夫观点的延伸。他从文学、政治和道德三个层面对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文学层面来看，《一九八四》属于反乌托邦政治小说类型，它主要是一部观念小说，因此按照现在界定小说的固定模式指责该小说缺乏心理描写和圆形人物，并没有看到西方国家权威主义威胁的严峻性。不过，豪同样也被小说的故事情节感动。从政治层面来看，他同意拉夫的观点，认为奥威尔描述了终极和完美的西方国家权威主义社会，只不过豪认为奥威尔道出了“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这一统治的全部秘密。豪在分析中还提出了奥威尔“只多迈一步”的叙事策略，使小说的描绘在或然性和必然性之间达到平衡，因而更加可信。在道德层面，豪认为《一九八四》是政治小说的终极，他把奥威尔当作“知识分子的英雄”，他是用“骨头”来写作——一生奋斗、毫不妥协。豪对西方国家权威主义有如此深入的分析来源于他对此类政治文献的熟悉，比如托洛茨基、阿伦特和弗洛姆等的重要作品。他把奥威尔视为道德和朴素文体的“榜样”，一位保留着“希望空地”的作家，这些态度与他不同时期的思想观点有密切关系。　　玛丽·麦卡锡形容奥威尔像“被装进胶囊四处漂移”，因此旅程的终点总是失败的，但“漂移”的过程却有令人钦佩之处。奥威尔是“一位盛宴上的幽灵”，即“不祥之兆”的警告者，但他却提不出解决的方法，因此麦卡锡对奥威尔认同的是叙述“生存”的早期作品。更重要的是，麦卡锡认为奥威尔如果还活着可能会支持美国的越南战争，对反战运动不抱同情。这一推测不仅反映了麦卡锡本人反对越战，主张美国无条件撤军的坚定态度，而且还反映了美国国内知识分子围绕越战引发的知识分子职责的争论。麦卡锡和乔姆斯基的观点基本一致，但与特里林夫人在撤军的问题上有较大分歧。在麦卡锡看来，撤军是无条件的，这才是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而至于如何撤，撤军会产生什么后果，那是专家和政府考虑的事。但是，由于麦卡锡没有把奥威尔当作左派的“不赶时髦的人”，而是当作“反共产主义的斗士”，因此她武断地认为奥威尔不会反对越南战争，这显然忽视了奥威尔一贯的反帝国主义态度。　　波德霍雷茨称奥威尔为新保守主义的“先驱”和“精神领袖”。他的批评动机十分明显，因为奥威尔是*重要的政治作家，将其纳入己方阵营会给自己团体带来“自信、权威和力量”。波德霍雷茨提出了“如果奥威尔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做”这一重要命题，但是他将奥威尔纳入己方阵营的论证从一开始就是逻辑混乱的。他*根本的错误是，奥威尔反对的是一些社会主义者保留的中产阶级习惯，或者反对他们中一些人背离了原来的工人阶级，但是奥威尔反复强调他是“故意唱反调的人”。他反对社会主义者，反对他们的宣传策略，*终目的是团结更多的人加入社会主义事业。然而，波德霍雷茨却对此视而不见，他的批评目的只是利用奥威尔的声望宣扬已走向政治舞台中心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同时他还要攻击当时左派代表克里克，因为他在颇具影响的《奥威尔传》中将奥威尔称为“革命的爱国者”。纽约知识分子团体在20世纪30年代是以拉夫为代表的左倾激进主义，在50年代是以特里林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70年代纽约知识分子开始解体，到了80年代，第三代纽约知识分子波德霍雷茨和克里斯托等已经转变为新保守主义者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