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说诗讲稿(精)--迦陵书系(典藏版)/[加]叶嘉莹著

一、你看，这两首诗都是从外物开始的：一个是从鸟开始的，一个是从老鼠开始的。为什么一个是兴，一个是比呢？“兴”，是一个由物及心的过程，是因为你听到或看到外物的景象，然后才引起来的一种感动。“比”呢？是由心及物，是你内心中先有一种对剥削者的痛恨的那种恶劣的印象，然后你才用老鼠作比的。所以“兴”，是自然而然的感发，也许你本来没有想到要找个伴侣，可是你听到
“关关雎鸠”的鸟叫声，你忽然间油然动心，说“窈窕淑女”，也应该是“君子好逑”，这是由外在引起你内心的动，这就是“气之动物”。可是呢，《硕鼠》不是，硕鼠是因为你受到剥削的压迫的痛苦，你就把剥削者比成一只大老鼠。……
你看这里一个形象都没有，但这种转折、起伏，把这个女孩子的内心的万转思量，想要跟仲子约会，又害怕担心的那种感情，都委婉曲折地表达出来了，这就是赋。赋就是直陈其事。所以，写作不在于你用了什么方法，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样的叙述方法把你的感动传达出来。……可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这个“象”，是兼有两者而言的，除了自然界的物象以外，还兼有人事界的事象，人事界的种种的象，悲欢离合，都是象啊！“
二、我认为中国古代诗歌中有一种兴发感动的生命，这生命是生生不已的，像长江、黄河一样不停息地传下来，一直感动我们千百年以后的人。……好诗和坏诗的区别，除有无感发的生命这一项衡量的标准外，还有另一项，就是你有没有把这感发的生命传达出来，使读者也受到你的感动。……至于怎样才能传达感发的作用，则除形象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叙写的句法和章法。……陶渊明是一位平实质朴之中见深微高远的人，其为诗与为人一向以平实质朴为主，不喜炫奇立异。另外他又是视精神胜过物质的人，他诗中活动着的常常是事物的概念而非实体，诗中表现的事物也往往只是遗貌取神的抒写。所以陶渊明诗中没有一句是刻露的写景咏物之作，他所写的孤云、飞鸟、松树、菊花都是他以精神体认之后的概念，绝非实有之个体。前面说过，他诗中意象与情意的关系是“以心托物”，是把满怀激情托之于他所选择的事物概念之中来表现。陶渊明心灵活动的领域极其精微高远，为人之态度却极其平实质朴。这正是他之所以不取象于实有之个体，仅取之于可有事物之概念的缘故。
杜甫则不然，他*大的特色在于极其关心留意现实，以*大的勇气面对现实，以天才叙写现实。他所选写的事物，多为现实中实有之物，这原是不足为怪的事，只是杜甫同时又是一位感情*深厚、*丰满、*热挚的诗人，他常常把自己强烈的感情投注于他所写的一切事物之上，使之因诗人的感情与人格的投注而呈现出意象化的意味，所以我说他诗中形象与情意的关系是“以情注物”，是因了感情的注入才使事物意象化的。这种从实物中取材的特点，是由于他的诗本来就是以写实为主的缘故。
李商隐是一位形象化、意象化的大师。陶、杜诗中的意象无论如何丰美，对作者来说，仍不过是自然而然的流露。我们从李商隐诗中却可以明显地感到作者对于意象的有意制造和安排。有时他所表现的，就是一片错综繁复的缤纷意象，与陶、杜叙述之际尚有理念可寻，意象仅为心灵或感情自然流露的情形完全不同。这是因为他的先天资质禀赋与后天遭际经历加之隐约幽微的表现方法造成的，唯有那些非现实的，又带有恍惚迷离色彩的事物，才能表达出他那份独特的幽隐之情，所以我说李商隐诗中形象与情意的关系是“缘情造物”。
章法上，此三位诗人也各有不同：陶渊明以“任真”为宗，表现于或层次之平叙，或心念之流转、跳接；杜甫是感性、理性兼济，纵使出于感性的联想发为突然之转接，也依然不忘理性上作先后之呼应；而李商隐则往往以一些意象的错综并举为主，有时在首尾发展之际略微作理性之提挈。句法上，陶诗多用古诗平顺直叙的句法；杜诗有时只掌握感性重点，在句法上表现为颠倒或浓缩；义山诗是以理性之句法来组合一些非理性的词汇。杜甫诗句有时只要平顺地伸延或倒转就可明白易懂，而李诗无论文法怎样合理，也依然不可具解。若说杜诗是文法上的难懂，则李诗就是本质上的难懂了，他的诗在本质上只能以感性去体认，不能以理性去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