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小说-名家精品阅读

跟艾凯获的**次握手，给我带来了老大的不愉快。
艾凯获走开好几分钟，没影儿了，我走到公共汽车站等汽车，这时候就有个人站到我身边，轻声地跟我说，你过来—下。我跟他过去了—下，就在人行道的大杨树底下。那人问我，刚才你跟谁说话呢？我说，没跟谁说话呀！他说，怎么没说话，你们还握了手呢！我说，啊，是那么回事儿……他听完我的解释，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说，唔，你以后要注意点啊！他走了，汽车来了，我挤上车，心中不忿，我学雷锋，都学到国际主义高度了，要我以后注意什么？！恰巧汽车拐大弯，身边人的大屁股整个儿杵到了我髋骨上，我扯起嗓子便抗议：别跟我这么亲密无间，成不成？！
可也真是祸兮福所倚。过了几天，我们单位工宣队队长忽然满面春风地召见了我，说是要在大会上表扬我，因为我学雷锋的事迹在外国专家当中已经传为美谈了……我除了拼命地谦虚，加上分外地谨慎，还能怎么样呢？
二十年前，我和艾凯获第二次握手。那时我在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小说，属于“反思文学”之流，艾凯获负责翻译我其中的一篇，实际上他已经翻译出一稿了，但有些个疑难处，必须当面请我解说，于是通过单位——那时单位已没工宣队了，权力机构称“临时领导小组”——安排了我们的会面。地点是在我们单位的会客室。“临时领导小组”负责外事活动的老魏没坐暖沙发就要撤退，我一再让他留下，他也还是没留，只剩下我和艾凯获两个人呆在那屋子里。说实话，二十年前的我，在那么个场合，心里头可真是有些个不踏实。不过艾凯获一点儿没有难为我，他没问什么尖锐、敏感的问题，倒是为我小说里的诸如“瓜菜代”、“猫儿腻”、“以外事促内事”等词语短句讨论了好半天。
后来艾凯获回他的祖国了，我没想念他。忽然有一年的元旦，我接到他寄来的一张贺年卡，贺年卡上的祝辞是现成的，他只签了一个名，准确地说，是签了两个名，一个用他母语签的，一个用汉字签的，他的汉字看上去可不怎么样，没他的中国话漂亮。那时我很少有从西方国家寄来的贺卡，因此把它陈列在窗台上*抢眼的地方。有一天我侄子跑了来，见了贺卡便问，装贺卡的信封呢？我说没保留，他伸出食指点着我，把头摇得活像个拨浪鼓，半天说不出话来。
侄子这些年来，可以说是我的启蒙师。启什么蒙？凡一种新潮起来，我尚懵懵懂懂，他总是在飘然而至时，给我棒喝，使我有醍醐灌顶之悟。国外贴有盖销票的实际封之宝贵，远胜于国外的贺卡，这便是他给我启蒙，使我从蒙昧状态中惊醒之一例。
偏巧侄子那时在红友宾馆工作。据他说，原来的那些外国专家，特别是从西方来的专家，其实在其本国，简直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些个在大学里学了几年中文，往往还并没取得什么学位的年轻人罢了。他们只是因为左倾，像艾凯获，是他们那个国家的红卫兵，好像还不止是红卫兵，他们十几二十个小伙子、小姑娘，还成立了共产党，当然，那边原本有共产党，可他们认为那个党已然变修，唯有他们才算是真正纯正的共产党，为与变修的那个党区别开，所以他们的共产党是要加括弧的，括弧里注明马列字样！他们可不是闹着玩儿，是真格儿地干革命！他们的党魁，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时，是来北京取过经，被毛主席接见过的！侄子煞有介事地跟我说，艾凯获只差一票，没被选进那个括弧中注明马列的党的政治局，否则，毛主席接见时，他也会在座，而且《人民日报》头版还会登出大照片来！……侄子说，现在，像艾凯获那样的外国专家，差不多都被礼貌地辞聘了，当然，也不能说他们没有贡献，比如，光是翻译“我们心中*红*红的红太阳”、“狠斗私字一闪念”什么的，也得说是没功劳有苦劳吧！……可是，现在请的外国专家，好像都是正儿八经的学者、教授了，当然啦，这些个专家也许写过关于墨子或者《红楼梦》的论文，可是却听不懂“在大跃进那时候”这样的话，竟然傻问：什么？在使劲儿一大蹦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侄子的这些闲言碎语，我听来心烦气闷，便给他来了句：偏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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