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鱼来

引子
夜深人静，叭的一声脆响，从梦里惊醒的人便知道秋天来了，孙国帮和他的哑巴儿子又在做鞭炮了。村里人听到鞭炮声，心里有种石头落地般的宽欣。
孙国帮106岁了，当别人祝贺他长寿时，他眼泪汪汪地浅笑着说，我把我爹的寿延用了，把我儿子的寿也用了，我把他们的寿都用了。他眼泪汪汪的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年纪大了，控制不住泪腺，只要嘴一动，眼泪就会流出来。
村街上的小卖部有各式各样正规生产的鞭炮，但孙国帮和儿子照样做。乡政府派人劝导他们不要做了，没收过他们的炸药和纸片，威胁说再做就罚款。孙国帮不理这一套。秋收冬藏，农闲了，娶媳妇嫁女儿，修房造屋，修坟祭祖，都要放鞭炮。孙国帮和儿子的鞭炮因此供不应求。不过，孙国帮并没因此发财。哑巴儿子73岁了，卷纸填药又全凭手工，任凭父子俩多么勤快也发不了财。他们做一阵歇一阵，听不到鞭炮声，就让村里人担心，他们是否还活着。村里人买他们的鞭炮，除了图便宜，还怀着些许怜悯。怜悯的同时，却又生出几多感慨，说别看他老之不堪的样子，年轻的时候心硬身体也硬，敢一个人挑担子上贵阳。
孙国帮曾经有一条与众不同的扁担，扁担两头微翘，缠着一圈圈麻绳，麻绳用生漆油得又黑又亮。握住麻绳处，用力一拉，抽出来是两把雪亮的肾蕨刀。每到农历四月，孙国帮就用这条扁担将四牙坝的银鱼挑到贵阳去。这个艰苦的营生叫“挑贵阳老担”，因为路途艰险而迢遥，来去要穿烂六双草鞋，吃掉二十斤糍粑和五斤干豆豉。糍粑提供体力，消化起来慢一些，干豆豉则是回来的路上吃的，因为盐分重，吃了就想喝水，水喝饱了节约粮食。
有一年银鱼大丰收，比平常年份多出两倍，孙国帮把村子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以便把银鱼挑到贵阳去卖个好价钱。正是因为人多，他们的行踪引起了一股土匪的注意，去的时候没管他们，回来路上，土匪把他们像赶羊一样赶到一个狭窄处，他们身上的钱被搜了个精光，有个机灵的农民把一枚铜钱塞进肛门，也因为脱下裤子后露了半个在外面被掏了出来。孙国帮很不甘心，半夜里趁土匪外出抢劫杀进匪窝，被抢去的钱没找到，但撸回一箩筐大洋。没走多远土匪就追了上来，老担客大部分被打死了，没有死的也受伤了。孙国帮的伤在手臂上，还能跑，他顾不上别人，挑着银元直奔自己熟悉的村子，他把它们托付给一个信得过的朋友，再回头去找同伴。他只找到三个人，全都走不动了，他轮流着把他们往家里背，背了四天四夜，终于把他们背到家了。孙国帮累倒了，半个月说不出一句话，回过神来后叫家里人去把银元要回来。家里人空手而归，说银元在几天前被孙国帮派去的人领走了。冒领银元的人自称是孙国帮的女人罗稻香的兄弟，他说孙国帮快不行了，他来把银元领回去给姐夫办后事。
四牙坝往西有个地方叫银厂坝，银厂坝有个人名叫梁大器，没有读过一天书，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可这年冬天，他当上了香溪区区长。梁大器当区长的第三年，告他的人太多了，告他为虎作伥，和土匪勾结吃黑钱，告他欺压农户强占土地。县长决定收拾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梁大器得到消息后躲在乌江边一个山洞里，他的亲戚捎信给他，叫他注意躲藏，等家里打通关节后再出来，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他不识字，心想既然是亲戚写的信，一定是叫他去一趟。他刚走到香溪望城坡，还没搞清从头顶上飞过的猫头鹰是吉是凶，就被县大队的保安一枪毙掉了。他死后有人告诉孙国帮，冒领大洋的人正是梁大器的父亲，梁大器的官帽就是他爹用这筐银元买来的。
替孙国帮保管银元的人觉得对不起他，有负重托，为了弥补自己的愧疚之情，他把女儿许配给孙国帮的儿子，外加三亩旱涝保收的水田。孙国帮欣然答应，立即请媒人、下聘书、择日完婚。没料到儿子对那个长着一对大乳房的女子很不喜欢，新婚之夜，他躲在牛圈上的草垛里，睡着后掉了下去，头碰在大水牛坚硬的犄角上，牛角把他的头戳了个洞，流血不止，孙国帮不准他躺，他担心躺下去血会淌得更快，把儿子绑在柱子上，把火纸盖在他头上，一层一层地盖，直到血不再淌出来为止。儿子救活了，但脑子不管用了，又哑又傻。儿媳妇不乐意和哑巴过活，只好任其改嫁。两年后给他娶了个有癫痫病的姑娘，这姑娘对傻子不错，无论去哪里都带着他，哑巴也像儿子依恋母亲一样依恋她。孙国帮满以为这下好了，将来自己死了傻儿子就有人照管了。哪知有次媳妇发病掉进池塘里淹死了。那种病平时一点看不出来，没有什么征兆，发病时全身抽搐口吐白沫满地打滚。后来孙国帮又给儿子娶了个寡妇。这个寡妇家里很穷，全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这寡妇初到孙家时还不错，没过多久脾气就变了，摔盆子打碗，使脸制气。原来是哑巴一点不能满足她，她是经历过男女之事的，知道那事的好处，结婚的**天晚上她就想要他，可哑巴却不知道如何要她。她见哑巴没动静，心想自己主动点，他毕竟是个傻子嘛。她把手伸到他胯下，慢慢抚摸，那个东西不像它的主人那样傻，不一会儿就硬起来。她拉着它，把它往自己的那地方引导，没料到她另一只手上翘角的顶针把哑巴的大腿划破了，腿上全是血，哑巴被吓哭了。那个定海神针一样的东西顿时像煮熟的胡萝卜。她哄孩子一样哄他，他捂住下裆不准她碰。她兴味索然地想，下次注意点，先取下这个戴了好几年的顶针，好好哄哄他，让他尝到那个事的滋味，一旦进去了，说不定拿大针锥他的屁股他都不会拔出来。出乎她预料的是，以后几次，她同样没有成功，哑巴拒绝她摸他那个东西。让她又羞又气的是，哑巴白天还向父亲告状，向父亲比画，诬陷寡妇要割他的雀雀。她再也不摸他了，一到晚上就掐他，开始是报复是怨恨，慢慢地变成一种发泄，食指和拇指用力掐下去，似乎也能部分满足生理需求。哑巴满身青疙瘩，孙国帮没办法，只好赶她出门，并且从此再也没给哑巴儿子娶媳妇。
村里人说，孙国帮若是不贪那三亩水田，他儿子就不会娶那个媳妇，不娶那个媳妇，他就不会从牛圈上摔下来。不摔下来，就不会变成哑巴。
可是另有人说，孙国帮要不是这个哑巴儿子，他在“四清”的时候就被枪毙了。因为当时有人举报他曾帮伪政府的保安队押送过红军。调查下来，一方面他是被胁迫的，并非己愿，另一方面他有个哑巴儿子，把他枪毙了哑巴没人照顾。他们说，要晓得，新社会是讲人道主义的。
还有人说，哑巴既不哑也不傻，哑和傻都是装的。
进入人民公社时，孙国帮已经是个60多岁的老头了，他以为自己的天时不多了，把自己年轻时栽下的柏树锯倒了准备做一副棺材，可生长柏树的土地已经划入生产队，大队支书说土地上的一切归人民公社所有。孙国帮的行为被定性为偷砍国家林木，罚他到水库工地上做了200个义务工，柏树抬到公社，堆在院子里淋了几年，*后当柴烧掉了。孙国帮当时一声不吭，想吭也不敢吭，到他81岁那年，土地下户，他不动声色地要下那块长过柏树的沙石地。接下来便开始上访，要公社赔他棺材，因为柏树不但是他亲手栽下的，而且大部分时间是长在自己的地里，初级社之前这地就是他家的，他的树在生产队的地里只生长了十三年。公社书记正好是没收木料那个大队支书的儿子，孙国帮说“父债子还，不得不还”，赖在书记的办公室不走。书记没办法，只好自己掏钱给他买了副杉木棺材。对此孙国帮极为不满，他说：“拉走的是一头壮牛，还给我的是一条老水牯。”后来公社改叫乡，小乡合并成大乡，大乡不再叫乡而叫镇。四牙坝并入香溪镇后第七年，镇政府按照县民政局有关规定，人死了一律不准土葬。孙国帮盼望在规定的期限内死掉，竟然不能如愿，只好把棺材折本卖给村里的木匠。当初赔他的人花了800元，他只卖了80元，因为做过棺材的木料做成家具没人喜欢。80元，几乎是白白送人。
说起这些，没有人不嘿嘿笑。
当然远远不止这些。他的大儿子孙佑能，十多岁的时候和他上贵阳时走丢了，都以为他死了，回不来了。有一天他不但回来了，还骑着骏马，腰插手枪，威风凛凛地回来了。回来那年是国民党的营长，几年后率部起义，成了解放军的营长。他给孙国帮带来过荣誉，也差点要了他的老命。他这个营长儿子若不是战死沙场，会不会当上区长县长，让老孙家光宗耀祖？不过真要活着，他为旧政权卖命的“污点”过得了那么多次运动？
这些谁也说不清楚。时间既然浩如烟海，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大家都同意这样的说法：孙国帮已经活过100岁了，把什么都赚回来了。
谁要是拿这些事问孙国帮，他要么一概否认，说这些事和他无关，要么摇着头说，几十年前的事，哪里还记得，早就忘到爪哇国去了。
但喜欢追问的人不仅要想，他为什么能活这么久，他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多事情？他活到今天是他每一步都选择对了，还是他的命运本来如此。他的一生，结果已经显现，哪怕再活十岁也不会有什么改变。问题在于，有谁知道这个结果从何而来，要回到怎样的故事中才能解开秘团，才能说这一切无需追问，本来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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