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精)权利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八品-九品)

自20年前《权力与特权》一书写成以来，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又发生了许多变化。人们积累并分析了大量的新资料，引入了更为复杂的定量分析技术。同时，理论的视野也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进展，值此新平装版出版之际，我们有必要问一下，从过去发生的变化来看，《权力与特权》一书所提出的理论遭遇如何。作为本书的作者，我不能自称一个公正的观察者。我也不能自称熟悉过去20年中所有相应的工作。然而，就我所能判断的而言，在第二、三、四章和第十三章中提出的一般理论，以及从第五章到第十二章所提出的各种专门的理论迄今为止都很好地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当然，如果我今天要重写此书的话，可能要加进一些新材料，并且可能要改变一些细节之处，但是，我还没有见到任何东西能使我认为原书的基本理论是不健全的。在我看来，第458页（此为英文版页码，对应本书页边码。）上阐明的在各个常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本质上仍是正确的。并且，从这较为一般化的理论中所推出的各种特定的理论也是如此。虽然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自我夸耀的行为，但我相信，它是我在提出理论时采用综合方法论的一个结果。我一方面将理论建立在他人所铺垫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在理论建构中把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相结合，我以这些方式将风险缩减到了大力度优惠程度，并避免了许多易犯的错误。每一个社会分层理论都会遇到的中心问题是：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到?就此问题而言，过去20年中*重要的发展是，关于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料更容易得到了。这些社会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是卡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所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的试验基地。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们在未受到任何挑战的情形下控制着苏联社会的各种制度结构，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实验。这些实验的目的是要摧毁历史上的不平等模式，并取而代之地建立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那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受苏联控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也进行了相似的实验。没有哪个以严肃的态度去研究社会分层问题的研究者会忽略这些实验，或者不去深思它们的后果。不幸的是，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们对这些事情高度保密，使得甚至是关于这些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基本信息都几乎无法获得。革命后不久，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就被取缔了。在漫长的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情况急剧恶化，研究人员越来越难以得到可靠的信息(Inkeles，1950)。直到20世纪50年代，关于苏联社会中日常生活的优选的信息来源，都只是逃亡者的报告(Inkeles和Bauer，1959)。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这一情况慢慢开始改善了。对小说家的逐渐放松了，到了1956年，波兰的一些社会学家，如一直被软禁在家的斯坦尼斯劳？奥索夫斯基(Stanislaw Ossowski)，也再度获准从事教学、写作和研究。在1962~1965年我写作《权力与特权》期间，相关材料的流动开始加速。一些小说，如弗拉基米尔？杜丁契夫（Vladimir Dudintsev）的《不仅单靠面包》(Not by Bread Alone，1957)，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伊万？邓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1963)，以及费多？阿布拉莫夫(Fedor Abramov)的《新生活》（The New Life，1963)提供了比以前深入得多的苏联生活细节。波兰社会学家们［如斯蒂芬？诺瓦克（Stephan Nowak）、米查尔？波霍斯基（Michal Pohoski）、亚当？萨拉帕塔（Adam Sarapat）和维罗兹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