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官话与汉语的近代转变

　　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欧化”是描述中国语言变革时经常使用的概念，但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却极其复杂。这种复杂性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如何精确地描述和定义“欧化”；其次，20世纪前期关于语言问题的几次大争论，使得社会政治因素不断渗入。时至今日，已经很难将“欧化”作为一个纯粹的语言或文学现象来进行回顾。　　我们可以从风格的角度来界定什么是“欧化”的作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激起的长期争论中，“欧化”风格与“民族作派”之间的区别，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我们也可以从语法的角度来区别不同作品的“欧化”程度。现代语言学家如王力和吕叔湘等人，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阐述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给中国书面语带来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在王力看来，五四运动之后，欧化的表达就成了中国书面语的主流。这是现代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主要区别之一。　　王力为“欧化”拟定了一整套标准。这套标准显然主要是从语法，准确地说是从句法的角度提出来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套标准为中国语言学界提供了分析欧化问题的主要框架和工具，至今也仍然频频被引用。　　《左传》、《水浒传》和《井》是三个风格迥异的文本，创作时间相去很远，其语言风格则分属文言文、古代白话文和现代白话文。通过对这三个文本所做的详尽分析，申小龙先生从中发展出一套对中国书面语进行语法分析的新框架。他倡导的文化语言学更强调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区别，并将这种区别上升到了文化和思维方式的高度。他认为中国语言与西方语言有着重大区别，以至于建立在西方语言学基础上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无法有效地分析汉语作品。　　申小龙强调汉语在句法和风格上的巨大弹性。通过对《井》的句法所作的分析，他指出，和文言文一样，现代白话文仍然可以保持汉语的特性，根据流动的多个视点组织词组，以表达意义。这和西方语言有明显区别。后者的特色在于，句子以动词为中心，由此构造了一个单一焦点的意义结构。　　所谓欧化，在他看来，*明显的特征在于那些以动词为中心、往往具有复杂结构的长句。他也承认，在中国书面语中，欧化的表达的确越来越多，越来越常见。但这种欧化的表达更符合西方语言特征，而多少扭曲了中国语言的特性。　　根据我的理解，他的理论中蕴含了这样一种历史观念：现代白话文并不必然趋于欧化。他多次提到，欧化其实是“析句带动造句”的产物，即欧化文体并不是先于语言学界的研究而存在的客观事实，而是语言学界提倡的结果。　　的确有很多历史事实可以说明，语言学界对现代白话文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19世纪后半期以至整个20世纪，语言学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群体。语言学著作常常被用作改造中国书面语的依据，而从《马氏文通》出版以来，中国语言学的主流分析工具又大多是从西方语言学那里继承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