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知识读本:古代文化史话--年谱与家谱

我国各种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国有史，邑有志，宗有谱，家有乘，山林古刹亦有书，其中有一种记载人物传记的较为特殊的文献体裁，那便是年谱。之所以说年谱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文献体裁，是因为它与一般的传记有所不同，传记以记传主生平的一些重大事件为主，而年谱则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时间贯穿，较为全面细致地记载谱主一生所经历的事件。通过年谱，我们可以更直观地了解谱主的人生足迹，并且可以通过时间，编织起一幅较为丰富的谱主人生画卷来。
年谱一词，*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然而那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年谱，只有其名，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见的年谱的样式。年谱历经岁月的变迁，历经谱牒、年表、宗谱、传记等体裁，才*终形成了现在的年谱形式。
学术界一般认为，*早的年谱始于宋代。据学者不完全统计，现存及见于过去目录与其他著作记载的宋人所编年谱大约有165部，其中为前代人所编年谱有59部，其余是为本朝人所编。我们现在可以考虑一下，年谱既然在宋代已经接近于成熟，也就是说宋代是年谱的成型期，那么它出现的年代应该早于宋代。之所以说年谱始于宋代，是采取了一种较为折中的办法，减少了一些学术纷争，而且宋代所存年谱的数量确实较前代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如在宋人为前代人所编谱中，有孔子谱九部、陶渊明谱五部、杜甫谱十二部、韩愈谱七部、自居易谱七部、柳宗元谱两部等；在为本朝人所编的一百多种年谱中，政治家和著名文人大多有谱，有的还不止一种，如范仲淹两部、欧阳修九部、周敦颐两部、苏洵四部、苏轼九部、黄庭坚三部、苏辙三部等；此外方外之人如僧人大慧普觉禅师、道士紫阳真人张用成等也均有同道为之编谱。由此可见，宋代的年谱数量已经较为可观，而且，年谱的作者比较广泛，有后世学者仰慕前贤而为之编谱，有门生、弟子为老师编谱，有人弟、子、孙为兄、父、祖编谱；也有僧人、道士为先贤编谱，更有谱主自编年谱。
自宋而始，年谱历经元、明、清三朝不断发展。清代编修年谱工作，与宋、元、明三朝相比，更是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现存古人所编年谱，有一半以上是清朝时所作，数量超出三朝总和。与前三朝相比，清代编谱者不少是学识深厚的学者，这就使一大批质量较高、足以供参考的年谱纷纷呈现于学术之林，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近代以来，谱主范围比以前更为扩大，超出了过去以达官贵人、文人学者为主要谱主的局限，社会各阶层的杰出人物都被列为谱主，如被诬为盗匪的洪秀全、秋瑾；不受重视的科技人物梅文鼎、李善兰；戏剧小说家蒲松龄、曹雪芹以及僧道、妇女等都有专谱行世。清代大批汉学家的生平、学行也有专谱行世，这对学术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年谱自兴起后，一直得到顺利发展而不衰，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后人为了研究前代文人学者的作品和学说，通常要按年月排列谱主事迹以寻求作品与学说形成的时代背景、发展痕迹以及师承学友等，而年谱则恰好满足了这种研究的需要，因而得以不断地完善、发展；年谱可以补充国史、家传之阙，并能订正讹误。如姜亮夫先生在《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序》中说：“年谱者，人事之史也，所关至宏伟。小之则一技一艺之珍闻雅记，因之而传，大之则足补国史之缺佚，为宋以来流畅于民间之一大业。”国史、家传对于一个人的生平事迹只能择要叙述，次要的或者有当时被认为无足轻重的事件往往略写。有的还由于记载传闻的歧异而与记述内容有舛误之处。这样，年谱便应客观实际的需要担负起补正和订正国史、家传的任务。清初史学家全祖望以及清末学者孙诒让都曾对这点作了详尽的说明；由于年谱比一般传记搜罗资料丰富些，编纂形式也比较灵活，又以年为序便于检用，所以这一体裁—直沿用不衰。
由于以上原因，年谱大量流传下来，1980年出版的杨殿殉的《中国历代年谱总录》著录，共收年谱3015种，记载谱主1829人。1992年出版的《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著录，共收年谱6259种，谱主4010人，数量之大，充分显示出年谱的普及程度。
此外，清代发达的文化氛围以及高压的专制主义文化政策也对年谱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清朝从顺治人关建立政权之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恢复发展，已达到了所谓的“盛世”阶段，学术文化各方面都在前人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为了配合学术研究，年谱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的发达，为了使研究基础更为扎实，对于人物的研究需要更为翔实的背景资料和有关生平事迹的详细记述，而年谱则是一种*合适的体裁。顾廷龙在《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序》中说“乾嘉之际，竞尚考据，而编纂年谱之业遂蒸蒸日上，至今有甚而不衰”；另—方面，清代推行文化专制，文字狱频发，一些文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于是有的人就选择罗列一个人的生平来借以评述史事，以求避免触犯忌讳，这也在客观上使年谱的编写量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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