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书-你想要的一切.你不想要的声音

**部分当我们谈论噪音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基本介绍
　　**章噪音对你兴趣正浓
　　也许你对战争不感兴趣，但战争对你兴趣甚浓。——列夫·托洛茨基
　　噪音算不上*严重的世界问题。跟饥荒、战争和全球气候变化相比，存在些“不想要的声音”很少被当作一个问题。在贫穷和暴力极度横行的国家里，这更算不上什么公共话题。据我所知，在阿富汗和刚果的城市和乡村中，并没有“禁止不必要噪音”组织的存在a。
　　或者在一些国家，政局稳定，工业蓬勃发展，足以唤起民众对安静的需求，但这种需求很容易被一场危机所淹没。所谓的“咆哮的20年代”b在美国和欧洲发生了诸多开创性事件，也让“爵士乐年代”充满了机车和无线电的喧闹。但“大萧条”到来，紧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噪音的话题几乎从公共日程上消失了。
　　成立于1929年的纽约噪音控制委员会在1932年解散，据称这是经济危机时期*糟糕的年头之一。就算在纽约，直到20世纪60年代，噪音再也没能成为一个受重视的问题。
　　噪音可能会被认为是个很小或者很“弱”的问题。当有些人问我到底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噪音的书时，他们脑子里想的是我在小题大做。我的父亲**次听到我的计划时，同我其他朋友或熟人的反应一样，他问：“为什么关注噪音？”这是个好问题，我认为*好的回答是：我选择写这本关于噪音的书，是因为噪音太容易被当作一个小问题而轻易打发。还有，在了解为何噪音受到忽略的同时，我相信能找到理解很多重大问题的关键。
　　说起噪音，我想起一段北欧神话。雷神托尔被巨人国国王邀请和其年迈的奶妈摔跤。尽管托尔是北欧诸神中*强的一个，但他在和老太婆的角力中占不到丝毫优势。他举不动她，推不动她，无论如何也胜不了她。后来他被告知，他其实是在和“时间”摔跤。
　　噪音就像是神话中托尔的对手，它看上去轻微，甚至乍看之下很虚弱，一旦你想动一动它，你会发现自己正在举起整个世界。
　　第三章政治动物的噪音
　　人类无法降服噪音的地方，总会发现权力干扰的存在。
　　——莫瑞·谢弗《声音风景》
　　噪音就是权力
　　在自然中，*强大的势力总是声音*大的。至少，我们所感觉到的强有力的事物，它们的声音很大。重力和电磁引力是有力而沉默的，但雷电和海浪、旋风和地震，都会发出可怕的声音。因此，也许不可避免的，可怕的声音会成为掌权者*爱的标志。
　　当莎士比亚戏剧中，皇家人士登台，导演会提示高音双簧管演奏（“双簧管”hautboys，源自法语，意为高傲的木头），这是一种声音嘹亮的喇叭。在古老中国的法庭上，判决总是伴着锣声。当马队从路上经过，随从也会在街口把锣敲得让人心悸——听，我们的父母官要来啦！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基督教世界中人类制造的*大的动静就是教堂的钟声，教堂恰好也是当时*有权势的机构。后来（和大炮的发明同步），一些教堂的钟变得越来越大。巴黎圣母院第二大低音钟，在法国大革命时被毁，它重达25000磅。钟声的传播范围差不多“宣布”一个人的家乡和身份（例如，一个伦敦人，仍然被定义成“一个出生于齐普赛街圣玛利勒布教堂钟声传播范围内的人”）。作为权力的象征，人们也相信钟声拥有权力。人们普遍相信钟声可以驱逐魔鬼、阻止雷暴。就像阿兰·柯尔班（AlainCorbin）在他那本出色著作《大地的钟声》（VillageBells）中描述的，19世纪的法国政治历史，从革命到复辟，不可避免地与钟声交织在一起。人们争论钟应该归谁操控，是教堂还是国家，争论何种信息应该由钟声传递，而钟又该何时、以何种方式被敲响，这些争论时不时地引起高度关注和公众的激烈讨论。
　　教堂的钟声也具有宣布社会地位的功能。钟声不会为没受洗礼就死去的人而响。没有领圣餐就死去的孩子，为他们敲丧钟的风俗各地也大不相同，但是一般情况下，男孩相比女孩要敲更大的钟、发出更大的声音。在当前世界，情况也相似，机械和电子设备发出的声音似乎彰显着它们主人的地位，更大的声音大多情况下也宣告着男性的权力。
　　发出更大的声音是为了压倒其他的声音，是为了让其他声音不被听到，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从历史上说，这种能力与制服其他人的能力相关联。莫瑞·谢弗在《声音风景》一书中讲到“声音帝国主义”（soundimperialism）。谢弗说，欧洲和北美“策划了诸多方案以统治其他民族和价值系统，噪音手段在方案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这令人想起，老丛林电影中，穿着鼻环的土著被白人先生用无所不能的枪支驱逐的情景。
　　对那些被迫接受可恶噪音的人们来说，现实总是无能为力的。在2007年的电影《噪音》（Noise）中，名叫大卫·欧文的律师对打扰自己生活的汽车报警器声十分愤怒，以至于他成为了一名义务巡警——虽然没能成功阻止所有汽车报警器响，但他却奇迹般地摆脱了性无能。这其中的象征意味固然太直白了，但也并无不当。作为成人，一个声音打扰我们或我们的孩子的睡眠、打扰我们做爱（欧文同时经历以上三种情况），就好像对我们的身份地位形成威胁。总之，我们成人的初步标志不就是享有自主决定何时上床睡觉的特权吗？但噪音的制造者收回了这项特权。
　　当然，不只是成人感觉到被噪音压垮。在种种文件记录中，孩子们长期暴露在住所和教室的噪音里，会患上“习得性无助”的症状，受感染的孩子会开始习惯“放弃”。可能像习得性无助这样的症状会变成另外一种噪音引发的症状：遏制利他的行为。在三十多年前一个知名的实验中，一个人被放置在城市的街道上，他处在一个尴尬的困境中（包裹丢失），他先是在一个安静的场所，再换到一个接近噪音的地方（气锤轰响）。实验发现，在吵闹的环境中，路人不那么爱提供帮助。直到*近，我都假定噪音只是简单地让人们不太乐意接近遇到困难的人。直到看了关于孩子们的研究之后，我开始怀疑是否噪音造成一种让人觉得无能为力的感觉。如果我都不能制止钻进我耳朵里的噪音，我又怎么能帮别人解决问题呢？
　　如果一个暴虐的政权希望扩张自身的权力并横扫一切反抗者，还有比压制对手的利他主义精神和自决意识更重要的吗？没有。伊莱因·斯卡里（ElaineScarry）在1985年的著作《疼痛的身体》（TheBodyinPain）中写道，酷刑的目的是为了“毁灭受刑者的世界”，获取口供和信息则是次要的。酷刑对囚徒所做的正像战争对文明所做的——也正像噪音对某些孩子们所做的那样。某个人的邻居习惯大声摔门，把这个人的痛苦和一个囚禁在苏联古拉格的人相提并论会显得有些夸张，但从小的方面看，他们经历的实际结果是相似的，也许目的也是相同的。实际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就描述道“苏联狱卒练习用尽可能刺耳的方式大力摔门，或者令人不安地轻声关上。”
　　我们不需要那些可怕的例子来注释噪音和权力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婚礼上有个习俗，客人们会用勺敲杯子直到新郎和新娘接吻。当新人顺从客人的要求，敲击就会终止。这是个甜蜜的风俗——但闹上个十分钟也就差不多了。要是某个粗鲁的叔叔或者喝醉酒的伴郎想让新人变成一对接吻木偶，气氛就会变得不太愉快了。不管*初的目的如何，这个风俗能有效地教育新人们结婚生活的主要准则：知道何时去拒绝亲友们无法忍受的噪音，就像电话或者电视里说的，“这是一个好妻子的表现，这是一个真正男人的所作所为，这是我们感恩节时在家里总是遵守的规矩。”我曾经历过的婚礼上，新郎和新娘到*后拒绝满足这些噪音的要求，他们用温柔的目光代替了接吻，像他们的誓言一样令人感动。
　　噪音就是叛乱
　　当然，有的事情比碰酒杯动静更大，比起要求一对新人接吻，其理由可说是残酷。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妇女儿童会在大街上敲响废弃的饮料罐，提醒大家英国巡逻队的到来。这个声音是1971年8月9日英国**次入侵北爱尔兰的标志，此举也被用来哀悼关在狱中挨饿致死的反抗者们。说起监狱暴动，大家想象（一些老电影里的场景也可以提供帮助）成百锡制的杯子敲打门上栅栏时那不祥的躁乱声。噪音是反叛的声音，是拒绝被忽视或被迫沉默。“如果我有把锤子，”皮特·西格和李·海斯在1949年写道，很久后这首歌成了热门，“这把锤子也日夜敲个不停，因为这是一把正义之锤。”“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古希伯来预言家阿摩司说。为什么？“因为他们为了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大声说出来！”詹姆斯·布朗告诉他的观众，因为在白人种族主义社会中，“我是黑人，我很骄傲”应该大声说出来。
　　即使没有那么恶劣的不公让人们呐喊或者还击，也仍需要一种对秩序的干扰、对绝对寂静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避难所里有人打喷嚏，需要在神圣布道的时候有婴儿哭喊着“呜哇，呜哇！”，需要在升旗的时候有狗跑过来狂叫并且撒尿。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可谓是美国民间的一场盛宴，其中既有人唱国歌也有人发出讽刺的嘘声。如果没有这些声音，棒球比赛似乎也不完整了。
　　但这些噪音是“对秩序的干扰”还是秩序的一部分？巴特·科斯克强调噪音的科学层面，他解释了一种叫作“随机共振”（stochasticresonance）的现象是如何帮助操作系统恢复秩序的。
　　“少量的噪音”实际能增加特定信号的清晰度，甚至可以促进健康的生理反应。他举的典型的例子就是雨滴随机降落可以使海中的波浪变得平静。尽管大部分关于“随机共振”的文献都聚焦于技术学和神经学，但同样的原理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也有应用。一个稳固的社会将允许一定量的噪音存在，好让自己保持清醒并巩固持续。那些认为每个噪音都是无用的干扰的人，还有那些认为每个噪音都是革命行为的人，都需要把这一点牢牢记在心中。噪音也许是反叛的，但它也有维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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