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星煜-西厢桃花别样红

　　《海上谈艺录 西厢桃花别样红：蒋星煜》：　　尹：蒋老，在您的多次外出讲学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几次？　　蒋：1986年秋天，我应山西师范大学的邀请去讲学，结束之后，因主办者得知我和王季思教授都在《西厢记》研究上下过一些功夫，就安排王季思教授和我从临汾南下永济，访问《莺莺传》和《西厢记》故事产生的地方一一普救寺。当时，主办方建议我们沿着《西厢记》剧中张君瑞当年进京的旅程，作一次追踪式的巡礼。说起来也是十分有趣，在那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我们从普救寺出发，所区别的不过是张君瑞当年走的是驿道，我们走的是公路，时间也相距了千年之久。但是，由于正是暮秋时分，时间也同样是在下午，而且虽然走的是公路，车子却非常稀少。所以，这一次考察，仍然显现出王实甫笔下的“落日山横翠”和“夕阳古道无人语”的气氛，使我对《西厢记》的文学造诣钦佩之至。这样看来，实地考察得来的感受，是在书本里读不到的。　　后来我们离开了永济县的普救寺，还前往关羽的故乡解州，去专程考察了全国*大的关帝庙。这一次从关帝庙出来，心中很多长期的疑团都一下子解开了。关羽的形象如何，关汉卿的形象又如何，正是因为缺乏确凿的**手材料，他们的可塑性本来就很大，艺术家的想象力应该可以在这里发挥一些效能，这也是那次参观考察给我的一个启示。　　还有一次是1991年，我曾经利用到曲阜师大进行关于孔尚任和他的《桃花扇》学术交流的间隙，与几个同行一道，专门驱车拜访了曲阜城东的少昊陵。少昊原来是传说中轩辕氏的儿子，曾经在山东曲阜建立都城，他也就是中国历史传说中“三皇五帝”的“五帝”之首，据说他还政绩斐然。我们很早就到了少吴陵，当时少昊陵还没有开门，我们就趁着那个机会悠闲地欣赏晨曦中陵园四周的景色，听着忽远忽近的鸡犬之声，久居大都市上海，当时感觉也别有一种乐趣。　　后来我还想过，少吴陵之所以可以称为“金字塔”，至少应该有三个方面的依据：一是少昊本身就被称为金天氏；二是女真人的始祖有人考证为萁子，但也有人上推到少吴的；其三则是每一个斜面都呈三角形，确实形状近似汉字“金”。几位同行者当时也都同意我的意见。中国的文史典籍和现代的一些游记散文都很少提到曲阜的金字塔这一奇观，一谈到金字塔，都只提埃及的法老陵墓。其实，埃及的法老陵墓虽然比少吴陵更古老也更宏伟，但用埃及文字去象形，却不是“金”字。而我们此行看到的曲阜少吴陵，虽然从时间上要比埃及的金字塔晚四五千年，但和埃及金字塔一样，都是用同样大小的石块堆砌而成，或许是受了埃及金字塔的影响而仿造的吧，因为用我们的汉字去象形，它却是当之无愧的金字塔。　　所以每一次受邀请外出讲学，于我，既是给别人讲授知识，同时也是一次吸收和补充，而且这种外出吸收补充的机会，往往也是自己坐在书斋中无法得到的。所以，那些年的这么多外出讲学，都给我留下了极深刻极好的印象。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传播艺术文化的途径，似乎现在也更广泛地在流行了。　　尹：蒋老，您多年兼任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兼职教授，也在上海戏剧学院多个院系多次开设课程，您在参与授课和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对于中国戏剧文化的传承，对于戏剧文化和戏剧研究如何向纵深发展，有怎样的体会？　　蒋：我觉得古典戏曲的研究大发展过程值得注意。老一辈大师从事挖掘、考证，已清理出许多辉煌的遗产，王国维、任二北等人的著作学术含金量很高，我也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对辽代戏曲的研究，我下了很大的功夫，梳理了一些不够清晰的史实，查证了一些以讹传讹的观点，也的确算是开了一个头。　　因为挖掘、考证既要有一定的文史哲知识基础，研究者又要花大力气花时间，还要耐得住“十年寒窗冷”的长期寂寞。所以，长此以往，尤其是在如今社会喧嚣复杂、各种诱惑又极多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就不愿意去做了。　　而领导上往往也只追求戏曲的思想性、艺术性，戏曲的研究不再是文献学的学术工作，而是文艺学里注重实践的评论、分析了。加上现在不再过多强调戏曲的教育功能，而只谈观众的感受、社会的接受程度，于是就又成为文化学了。　　对此，我都不反对。但戏曲遗产极多，不发掘，不考证，那是很可惜的。　　事实上，中国戏剧艺术虽然在渊源上可以上溯至春秋战国时代，但是到了元代前后，也就是13世纪、14世纪前后，这才产生了文本比较完整、表演艺术逐渐形成体系的用南曲演唱的南戏和用北曲演唱的杂剧，因此中国戏剧的传承是潜在的、民间的，中国戏剧史论的发展起步是比较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