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灵魂

青　春
　　1
　　1991年8月，一部名为《Beyond日记之莫欺少年穷》的电影上映，导演是宋豪辉，主演是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万绮雯，以及刚刚在香港成名的王菲。
　　电影主人公，是四个年轻人：家驹（黄家驹扮演）、自强（黄家强扮演）、世荣（叶世荣扮演）以及贯中（黄贯中扮演），他们组建了自己的乐队，试图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
　　但他们身处的现实，却和这理想并不兼容。
　　家驹的父亲母亲，住在狭屋里，热情洋溢地面对生活，给家人设定的终极理想，是移民美国。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就得“努力揾钱”，他们把这四个字写成标语，贴在客厅里，父亲用管理员工的方法，对家人进行管理，定期开会，给家中每个人设定月度目标，把每个人的绩效做成量表，张贴在墙上。为了筹钱，他们在楼道里摆卖早点，连电梯都没有放过，乘坐电梯的人，得和两个埋头吃叉烧包的顾客同乘，为了筹钱，他们贩卖走私烟，装乞丐卖艺。
　　家驹同学，在这种气氛感染下，到处兼职，以至于因为体质过差，差点儿无法通过移民体检。其中一个细节，特别撼人——在学医的同学世荣那里，他看到一张床，立刻爬上去睡觉，没想到那是一张做电击实验的床，他被当作实验对象接受电击，电流不断加强，也没能唤醒他。
　　世荣面临的抉择，与感情有关，却也深受现实干扰。他与女友Mary（王菲扮演）相恋，但Mary的父亲，却不希望他去做音乐，建议他去学医。进入医学院之后，世荣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这块料，“一只手弹钢琴，一只手割盲肠”，对他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他在课堂上昏昏欲睡，动物实验中，需要对兔子动刀，他骤然崩溃。
　　贯中计划成为警察，体检没通过，抱住警官的腿苦苦哀求之后，成为交警，在街头抓违章车，遇到各种不按牌理出牌的怪人，学习六亲不认，*终得到晋升，成为商业犯罪调查科的警员。
　　自强穿起西装，进入一家金融公司任职。在老总的严苛管理、绩效量表的催促之下，到处寻找客户，扫楼、游说亲戚，以至于在家宴上，当他向亲戚递出名片时，亲戚全都借故溜走。他的七婆为了支持他，将五万块钱棺材本拿出来让他炒外汇，却被公司老总设陷套走。
　　他们*终还是站到了舞台上。登台之前，世荣得到未来岳父的警告，如果他参加演出，就绝没可能再进岳父家门。他只有戴着面具上场，但当他们四个人唱起《不再犹豫》的时候，他摘下了面具。
　　“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舞台上歌声激荡，舞台下正在体验青春的、经过青春的或者已经遗忘青春的人们，为他们起立鼓掌。
　　2
　　如果把《莫欺少年穷》和Beyond四子的真实生平进行对照，会发现，他们的经历，和电影中所呈现的，有同有异，但他们所经历的艰难岁月，他们和音乐遭遇的过程，都如出一辙。
　　黄家驹生于1962年，童年时居住在苏屋邨，这个居住区位于九龙深水埗，是香港*早的公屋之一，落成时间，恰在黄家驹出生前后。虽是公屋，毕竟建于香港还不那么挤迫的20世纪60年代，设计上用了一番心思，背山面海，采光不错，可看海。所以，黄家驹的童年记忆里，还有这些内容：“放纸鸢、捉草蜢、撩猴子”，“*爱采摘山上的果实”。
　　童年时代，他对音乐冷感。这蒙昧时期，直到12岁才结束。那一年，他的挚友问他有什么喜好，他答不上来，对音乐，也完全无感。他转而打量这位朋友的喜好，他对音乐近乎狂热，自己组建了乐队。黄家驹由此对音乐产生兴趣。
　　**个偶像，是大卫?鲍伊。他在电视上看到他，穿奇服，唱着迷药一样的歌，他瞬间被征服，“心想：他必定不是这地球的人”，自此，“强烈地追随他，搜购他的唱片和海报”。
　　真正与音乐发生深度接触，却是在17岁。邻居搬家，丢下一把木吉他，他捡回家，打算送给那位热爱音乐的挚友，为了把吉他洗干净，用了化学药物，结果将吉他的面板腐蚀，朋友不愿意要这把吉他，他唯有自己留下，并且开始练习。随后，组建乐队，结识乐友，“总想四处去找或认识一下人，跟他们说自己真想说的话，跟他们做真的朋友，我想这就是人们称之为知己吧”。
　　但自他从博允中学毕业后，就开始在各种艰苦工作中沉浮，曾任职“办公室助理、五金、冷气、水电工程、电视台布景员等”，《莫欺少年穷》中的细节，应该就是来自他的工作史。
　　Beyond乐队的另外几位成员，也在各个角落经历着大致相似的成长。比如黄贯中，在1998年出版的《拥抱beyond岁月》中，他讲述过自己的成长经历。他在香港九龙城区长大，那种环境之下，容易产生不安全感，他曾练习蔡李佛洪拳和跆拳道，好在，他有个为他提供音乐启蒙的父亲。自他童年起，就在家中播放Nat King Cole、Doris Day、Patti Page等的老歌，甚至跟他谈音乐，“例如告诉我Lousi Armstrong吹的喇叭有多动听之类”。也是中学时代，也是同伴启蒙，他接触到吉他——同学林光辉带了把吉他到学校，“当他拨动弦线之际，我恍如触电般呆住了！世上怎会有这样美好又神奇的声音呢？”他买了一把二手吉他，开始学习吉他。
　　叶世荣，也是在中学时代，开始接触音乐、组建乐队。落榜之后，开始当保险经纪。黄家强，在哥哥黄家驹的感召之下，对音乐产生兴趣，后来开始学设计，打算以此谋生。
　　就在此时，黄家驹在琴行偶遇叶世荣，发现彼此都喜欢大卫?鲍伊，两人成为朋友。随后与邓炜谦和李荣潮组成了一个乐队，名为“Beyond”。叶世荣后来解释了这个名字的由来：“在当时有很多的乐队都是以翻唱别人的作品为主，然而Beyond却爱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所以把乐队命名为‘Beyond’实有着超越一般乐队所涉足的音乐领域之意。”
　　此时，乐队只是雏形，形式比较松散，几位成员还时常与别的乐队合作。1983年，邓炜谦和李荣潮离队，黄家强与黄贯中加入，Beyond正式成型。以地下状态游走了两年多之后的1986年，他们推出盒带《再见理想》，从此有了自己的经纪人。
　　这大概就是青春的迷人之处，青年散居各处，像暗夜里慢慢蓄势的野火，分头成长，分头锤炼自己，直到*后相遇。
　　3
　　《莫欺少年穷》中，四位乐手的经历，与Beyond四子的经历，并不完全重合。但这部电影，却用许多充满世俗热度的香港生活场景，解释了Beyond受欢迎的原因：这拥挤、繁荣、喧嚣的城中，已经少有人谈及理想，也难得将目光投向开阔之地，而Beyond却以他们的歌、他们的经历，重拾理想，他们是以一个梦想综合体的面貌出现的。
　　而吊诡之处在于，他们能够受到拥戴，他们咏唱的理想能够得到回应，却也正是因为香港的繁荣。
　　20世纪60年代末，香港经济起飞。1970年前后，正式成为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成员，经济走向多元，金融业得到极大发展。80年代，得益于内地改革开放，制造业内迁酿造新的热点，人心向上。与此同时，内地与台湾，也正经历变革——内地，改革开放，台湾，解严，“压抑了几十年的各样禁忌纷纷松绑，台湾摇摇晃晃地进入一段嘉年华式的‘集体醺醉’时期”（马世芳语）。人心向上，“香港梦”渐渐燃起，社会能量充盈丰沛。
　　流行音乐界的生态，也在发生重大变化。
　　20世纪40年代，因为时局变化，华人文艺中心和文艺人口，分别向两个地方迁徙：一拨从上海迁到香港，此后三十年，南下文艺人口和香港本土文艺人口，国语电影和粤语电影，国语歌和粤语歌，一直在进行微妙博弈，直到许冠杰出现；另一拨迁移到了台湾，此后，相似的情景在台湾出现，国语电影与闽南语电影、国语歌和闽南语歌的此起彼伏，一直在进行。
　　50年代之后的香港流行音乐，更像是老上海流行乐的山寨版，歌曲的创作、演唱模式，承接的是上海时代曲的风貌，粤语歌被视为不入流，听众多半属于劳工阶层。70年代之后，“由华入洋”的同时，粤语文化也在觉醒，逐渐成为主流。许冠杰和罗文等明星，对粤语流行曲进行了整理提升，令粤语歌从形式到内容，都焕然一新。《家变》唱人生哲学，《小李飞刀》之类的影视歌曲，让粤语歌从古意里汲取诗意，酿成一种独特的曲风，粤语歌的听众，从工厂妹工厂仔，拓展到所有人。
　　也是在这段时间，香港出现“乐队潮”，大量摇滚乐队开始涌现。“达明一派”就是在这段时间出现的，而且，和我们在欧美流行音乐史中常见的那样，偶然相遇，就成奇迹：1985年，刘以达在《摇摆双周刊》刊登启事，征求主音歌手，应征者之中，就有蔡一杰、蔡一智及黄耀明。
　　1986年，乐队潮开花结果的年份，香港乐坛在这一年，出现了21张乐队唱片(单曲和EP占了10张)，Beyond乐队也是在这一年3月，自费出版盒带《再见理想》。同时，“达明一派”推出首张EP《达明一派》，主打歌是《继续追寻》。
　　与此同时，流行音乐明星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属于歌者的舞台变大了，传媒业的发达，又对他们的形象进行了重塑和扩散。Beyond作为一支优秀的乐队，完全可以养活自己，并具备了向更大的舞台冲刺的可能。乐队成立之初的那些担忧，都已经烟消云散。
　　《秘密警察》《真的见证》《命运派对》……Beyond的粤语专辑，在80年代后半段陆续问世，销量和口碑都奇佳。1990年，在台湾推出首张国语专辑《大地》后，他们的听众再度扩展；在《光辉岁月》《信念》《海阔天空》专辑之后，他们的声誉达到顶峰，大陆、香港和台湾，在聆听Beyond的歌上，达到了同步。Beyond渐渐成为华人心目中的传奇，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神话。
　　王小峰在评价Beyond乐队时说：“一支普普通通的流行摇滚乐队，唱出了一点理想，唱出了一点人性温情，唱出了一点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就成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无法割舍的心结，一方面说明音乐在丧失灵魂，另一方面说明年轻人的心理诉求在不断降低。Beyond对任何一个主题做出的浅尝辄止式的表达，都成了慰藉年轻人的心灵鸡汤。”
　　不过，当我们结合Beyond所在的时代来看时，不免觉得，他们的传奇身份和神话地位，是有说服力的。他们的音乐，和那个时代的充沛能量之间，有应和关系。人有青春，时代也有青春，Beyond乐队，以他们的青春勃发，以他们的信心充沛，成为那个青春时代一样的年月的象征。
　　也正因为那个时代已然不再，这种音乐反而成了一个坐标、一个象征，乃至一种寄托。我们愿意相信，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可以给几个年轻人的自信歌唱提供信心，提供舞台，提供回应。而这样一个时代，只要存在过，就有可能再度存在。
　　4
　　*好的时代，也是*坏的时代。
　　1992年初，Beyond加入华纳唱片，并与日本的演艺事务所Amuse签约。这家公司，在1991年设立了香港公司，当年便与Beyond签约。在Amuse的帮助下，Beyond开始拓展日本市场，并常驻日本。
　　尽管Amuse将自己的艺人视为艺术家，但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艺术家也得强化自己的娱乐属性，艺人得密集曝光，上各种娱乐节目。
　　1993年6月24日凌晨，Beyond参加日本东京富士电视台的游戏节目《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时，出现意外，黄家驹从2.7米高的舞台坠下，被摔成重伤，在医院救治六天后，于6月30日下午去世。当时，不过31岁。
　　Beyond乐队并没随之解散，此后十几年，他们的创作演出从未停歇，而且有了更多尝试，更丰富也更另类，也正是这样，他们也渐渐从大众视野中淡出。每次出现，都被八卦裹挟着，如乐队成员不和、情海风波。
　　2005年，他们在进行巡回演唱会之后，宣告解散。
　　人们对他们的关注仍在持续，但已经转换到八卦领域。在Beyond乐队成立30周年和黄家驹去世20周年的纪念日即将到来的时候，各种八卦还越来越猛烈。他们在这种关注下，表现也越来越离奇。
　　青春的残局，要用此后几十年来收拾和消散。
　　5
　　就在Beyond解散前后的2005年，坊间出现了一则离奇的传说：黄家驹没有死，而是借死遁去，在某处隐居。
　　在传说中，黄家驹因为不满当时的乐坛现状，不愿意把自己的艺术生涯置身在这个马戏场中，慨然发言，得罪了大人物，即将被置于死地，而这场阴谋，即将在黄家驹去日本演出时发生。*终，在日本的那个节目里，黄家驹踩到了舞台上用脆弱的道具伪装成的木板上，跌下舞台摔成重伤。
　　更惊人的情节出现了。在黑道人物中，有一个被《海阔天空》感动过的越南青年，名叫阮忠元，一再不顾危险向黄家驹发出预警，但还是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于是，在黄家驹受重伤住院后，为防他再遭毒手，阮忠元做出一个伟大的决定，他做了整容，让自己的相貌与黄家驹有几分接近，求朋友将自己用铁锤打死，替黄家驹去充当尸体，把他已死亡的消息散布出去，同时将黄家驹秘密送到日本的乡下，让他隐姓埋名生存下来。
　　后来，那个参与并且目睹了整个事件的人，还曾秘密与黄家驹见面，向他说明真相，并拿出了阮忠元的血书：“答应我，为了安全不要再出来！阮绝笔血书……”多年后，人们在在日本北海道的歌厅里，见到一个跛脚的歌手，他自称马句，唱着日文的《海阔天空》。
　　故事水准虽然不高，而且漏洞百出（例如阮忠元竟能在六天时间里完成整容），但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并且感人至深。犹如80年代的香港电影，甚至有主题歌《海阔天空》萦绕背后，增添几分伤感。连*后一幕戏都设计好了：黄家驹去香港观看1996年3月的Beyond 演唱会，当台上他的兄弟们道出对他的怀念时，他却不能上台相认，悄然离去。
　　当时有人怀疑，这是为了配合Beyond乐队的告别演唱会而制造出来的，这种怀疑愈演愈烈，以至于黄贯中出面澄清传言：“人死不能复生，我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家驹过去为我们带来的一切。其实他在与不在都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不管他走到哪里，他的歌都在我们心里。”他们还希望大家保持清醒，不要相信无稽之谈。
　　但这却真不是无稽之谈。要知道，传言和流言从来都不是空穴来风，后面往往有更深一层的心理原因，如果能够广泛流传，更说明有着现实的社会心理基础。这样的传言，从古到今都不罕见。这个传言，不只寄托了美好的感情，还折射出一直以来娱乐圈生态的恶化，也折射出大时代更迭之后，*动荡的岁月里，人们心里的空荡、失落、倦意，以及想要留住往昔的愿望。
　　Beyond的乐迷，大多生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他们经历和忍受了*缓慢但却*剧烈的时代变迁，而黄家驹或者其他被70年代的人铭记过的人，是他们往昔岁月的标杆，青春的标杆。
　　这也是所有青春的下落，成为传说，成为神话，人们不停地添加新的素材，使之光彩四溢、波光潋滟。
　　而身处青春者，却多少有点懵懂惘然，夏日似乎还长，繁星缀满天空。
　　时光倒流七十年
　　稍微长了两岁年纪，我们就时常把“现在的孩子怎么了”挂在嘴上，天天，时时，以确认自己确实有资格喟叹世事。我的女同学在小学当老师，这话更是她的口头禅。有一日，她愤愤地告诉我，她的学生，七岁的小男孩，居然懂得对牢女生唱《给我一个吻》，随后，她总结：“现在的孩子，怎么得了！”她或许早就忘了，当年在学校，她是首席辣女，穿男式衬衣，披军装棉袄，深夜1点钟返宿舍，进不得大门便从二楼平台翻进*近的女生宿舍，惹出“夺命狂呼”。她当年没少听老师慨叹“现在的孩子怎么了”，而如今，多年媳妇熬成婆，终于有机会以当年亲历的方式对待“媳妇”。
　　《给我一个吻》原本不是中国歌，原本是乔治亚?吉布斯（Georgia Gibbs）演唱的Seven Lonely Days。歌词很简单，女孩子让人抛弃了，非常痛苦，但还不丧心病狂，只是忙着倾诉，*后还用他对她的伤害来作为武器：“七条伤心的手帕沾满了我的眼泪，使你的爱人悲伤不会有什么好处。”已经有点哀求的味道了。很简单的一个场面，小男小女的争吵，赌气，避而不见，但还没有生活的因素掺杂进来，所以，有曲折，也是感情过程的曲折，甚至还有点俏皮，一点优雅的自嘲。
　　早期的歌，就是这点好，直接，平实，一点儿也不俗气。就是给陈蝶衣填词后的《给我一个吻》，也要高明些，就算它放肆，至少还言之有物，原来歌曲中的那种隐隐的俏皮，被扩大成了放肆的快乐：“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下爱标记！”这样的歌词！也只有男人写得出来，新女性在高喊妇女解放，于是男人在回应了，只是他们的回应多少有些利己的成分，于是女性的解放被戏谑和扭曲了，她们的解放，似乎只是为了终于能理直气壮地向男性求一个吻。
　　演唱者张露当年有“中国歌后”之称，15岁出唱片，后来还演了一出电影《柳浪细鸯》，是百代唱片的大红人。她妹妹晓露也是歌手，一样被收在百代旗下。她们后来都去哪里了呢？三四十年代的女明星，后来通常都去香港了，再后来，她们都老了。再后来，很少人知道她了，要提起，也要说明，她是杜德伟的母亲。
　　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中秋晚会上，张露和吴莺音、静婷一起露面，台上唱着她们的歌的，是更新鲜的喉咙，更明艳的脸庞，张露说：“仿佛时光倒流了七十年。”
　　你看，即便我们如何挽留，时光一样流走；即便如何喟叹，一生不过是河中一沙。那么，即便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唱了《给我一个吻》，又有什么要紧？原谅他，也原谅自己吧。
　　世界上所有的夏天
　　电影的《走出非洲》里，有一句旁白：“我曾在非洲有一个农场……”
　　如果有一天，我终于可以回忆了，我的开场白也许是：“我曾经有一个广播站……”
　　广播站在文科楼的一楼，那幢楼，是苏联专家留下的俄式老房子，有宽大的旋梯、木头雕花的扶手、狭长的木框窗户，地是水泥的，抹得异常光滑，做成青砖的样子，房顶很高，有三米还是四米？也许是十八岁的我还太矮小了。
　　楼前楼后，都是花园，丁香生长了有五十年以上，或许已经成了精怪。开花的时候，整个院子都像是被雪盖了，晚上被月光一照，白茫茫的花朵下面，是黑黑密密的枝柯，总有点妖异，还有大簇的迎春、小黄菊、碧桃，一季接一季地开着橙黄猩红的花，松柏的枝条遮天蔽日，一直伸到楼顶上去，几千几万只鸟停在那里，忙着发出自己的声音。
　　广播站就在那里。但广播站不是我的，我只是在1993年，被选中，成为那里的播音员。1994年的春天，我甚至离开了宿舍，住进了广播站。每天早上6点30分，我打开广播，放出第八套广播体操；中午12点，转播虹云主持的《午间半小时》；下午4点，开始准备播音；5点，播音开始；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曲《日出》之后，我们用半个小时播报学校的新闻、
　　念同学的散文和诗歌，念《中国青年报》上的新闻，*后用半个小时来播放音乐。
　　话筒*开始是冰冷的。在话筒前说话，让它从架设在建筑物上的音响和高音喇叭里传送出去，是恐怖的，电线也是如此复杂，设备如此庞大，指尖触一下，或许就有触电的危险。但渐渐它们温暖起来，在夜半时候醒来，和闪着寒光的机器对峙，也不是那么恐惧了。几百盒磁带藏在抽屉里，从《梅娘曲》、朱逢博、到《小芳》，到詹姆斯?拉斯特和喜多郎，还有美国60年代民歌，对于十八岁（后来是十九岁、二十岁）的孩子，那太多了，怎么听都不够。我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自由，为这自由感到兴奋，甚至有滥用这自由的嫌疑。我渐渐在广播操前，加上一两首我喜欢的歌。早上，是《黎明不要来》，如果是下雨天，《午间半小时》前，会被我加上一首和雨有关的歌。我不只念同学的散文和诗了，我还念《中国青年报》上的《冰点》特稿，念我喜欢的李方的时评，念海子，念米斯特拉尔，念《尤利西斯》末尾的“我是山花”、《死者》里“整个爱尔兰都在落雪”那样的段落，还有尤瑟纳尔的《王佛保命之道》和《一弹解千愁》，我用了半个月才念完。时至今日，我还为我的过分“强烈”感到不好意思，我像一个不合适宜的贞子，带着强烈的爱与恨，从电线、电波，还有现在的报纸、网络，一切可能的地方，随时准备爬出来。
　　音乐始终在所有记忆的背景上。孟庭苇、郑智化、王杰、台湾民歌、《金马奖电影歌曲》、同学送来的《音乐天堂》，都在，一打开记忆的匣子，就呼啸着来了，带着从高空的音箱里播放出来时那种模糊和回响。以至于直到今天，听到一段好的音乐，我头脑里，都会为它加上那种效果。
　　而记忆里的季节也发生了偏差，好像一直是夏天，我们在文科楼的窗台上坐着，荡着双腿，在楼顶上聊天，直到星星一下涌出来。我们在黄昏的野外漫步，芒草被落日镀上一层金光。星期天的下午，我们骑着自行车，去万里厂或者兰飞厂，大厂的星期天下午，道路宽敞，白杨树笔直，有种金灿灿的慵懒。
　　1996年，我离开学校。签合同的那天下午，走进校门，接替我的师弟，在广播里为我播放一首歌，God Bless America。
　　离开那里，十一年了，上天有没有佑护到我。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有回忆，它应当这样开头：“我曾经有一个广播站……”
　　认出风暴，而平静如海
　　张楚*后一个上车。穿蓝色T恤衫，牛仔裤。和杂志照片上一样，瘦，而且黑。在他上车前，有人提议，对迟到的人，要集体鼓掌欢迎。果然，掌声来了，非常猛烈，他笑了，拱手作揖，穿过整个通道，坐到倒数第二排，左边靠窗的位置。车窗外的白杨树，瞬间把他染绿。
　　这是在库车的第二天早晨。正是秋天，新疆杨的叶子，被一整个夏天的阳光晒成墨绿。杨树下面，常常会有一条溪流，水色泛青，隐隐有寒意。秋收之后的田野里，一片一片鲜艳的红，是晾晒的辣椒。车子偶然也经过村庄和镇子，被葡萄藤和白杨树覆盖的小院前面，八瓣梅、万寿菊、蜀葵正在开花。
　　张楚始终坐在倒数第二排，被染绿，或者被过于强烈的阳光照射，他拉过窗帘，抵挡着阳光，那姿态非常熟悉，虽然他的任何一张专辑，封面或者内页上都不曾出现过那种姿态。但我似乎见过那种姿态，十八年以来，在想象中发生过无数遍，因此，也就等于当真发生过了。
　　他十八年前进入我们的生活。大一，寒假之前，我的同学H拿来收有他歌曲的专辑，那首叙事歌，是当年*著名的歌。
　　张楚的《姐姐》。
　　再说当时的感受都是多余，总之，可以用“被击中”“呆立”这些词来形容当时的我。而H在一边不断解说，在体育专业课考试的前一天，他在街上听到这首歌，为此花掉了回家的路费，买下了那盒《中国火》，他觉得这首歌写的就是他的生活，他的姐姐，他的父亲。他还说：“你肯定不能理解这首歌，你要有姐姐才能明白里面的感受！”——他有三个姐姐。
　　不必有三个姐姐我也能听懂这首歌。但是，你要知道少年，少年心里，什么都意义重大，缺一分少一毫都非同小可。
　　后来，在西站嘈杂的地下商场，我找到他成名前的专辑，售价10元，我买了三张，我们当时的生活费，是每月一百块。但一种狂热地要献身于友谊的热情，促使我不顾一切地要接受他的歌，喜欢他的歌，并努力分享。
　　我们唱着张楚的歌在学校里穿行，在学校附近的荒原上行走，狂风把我们的歌声吹得断断续续。有个夏天的晚上，H的中学同学来了，我们唱着他的歌，而且故意唱成进行曲的样子，穿过学校。整个夏天，然后夏天，再一个夏天，然后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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