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桃青衣

后记：我认真地想，也认真地不去想 刚念博士那一年，我参加了系里的文学写作坊。我们的写作导师是一位作家，可以说很有魅力，耐心、慷慨、又很温情。如果我是更年轻一点的文学青年，我应该会受到他更大的影响。但那之前，我并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不知道他写过什么。后来的几年里，我和老师没有联络，反而开始读他的一些文章。 他有一篇散文，写自言自语的母亲很爱买彩票，在他假日回家时，给他喝台风笋煮的汤。散文中那位母亲自言自语的形态，实在很像树木希林演过的种种老妇人角色。她从花草植物说到楼下邻居加盖厨房占去防火巷，从她养的孔雀鱼到大卖场白萝卜三根只卖四十元，而后根据各种路上见到的、梦里感应到的神秘标识来给彩票下注……我不知道什么是“台风笋”，至今也没有吃过，对我而言，这是不一样的汉语层次所展现出的文学可能性，仿佛是在另一片土壤上种植、生长出来的汉语自呈的谜语，异乡人可以尽情领略（又如有一本书叫做《很慢的果子》，因为“很慢”在闽南语中是“现卖”的读音，作者有天看到有个商贩在卖芒果，小黑板上写着“很慢的芒果”，觉得十分有趣，就用来做书名。在我心里，“很慢的果子”与“台风笋”都可能是一种诗，但我知道对他们而言，只是习以为常）。 那篇散文里，他母亲的声音不疾不徐从后方传来，他半闭着眼睛休息听新闻播报停水的消息，“嘴里还留着汤的苦味”，老师这么写道。台风笋与台风天，在此细密勾线，但他只写了母亲喋喋不休的背景音与新闻的停水消息，需要读者自行调度日常经验来填补心里的滋味到底是什么。风雨将至未至，平安即将被打破，即将被打破的平安里又带着苦味。当时的我还不算很懂，这种写法是一种极其友好的邀请，事关经验的邀请，与写作的发生密切相关的礼仪与契约。我只觉得他的文风平淡如水，还不知道水其实是如此要紧的。在上海长大，我对停水这样的事十分陌生。但在台北经历过几次没水的危机之后，我知道了更多与台北日常相处的经验。尤其是夏天，我的破租屋始终屯着几大桶水以防万一。那不是用来喝的，是用来应对未来生活的，是教训所孕育的从容。许多访客不知道，来我家作客直接开了盖子就喝，我就会有点心疼，说“桌上还有水啊”。我心疼的是什么呢？倒也不是水，恰恰是一些记忆中的狼狈、不安，异乡生活的孤独、无助，然后我要很快将被喝掉的水补齐。关于这些细微的事，如今实在没什么可详细解说的，懂的人自然会懂，不懂的人也不必去懂。总之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拥有囤积的纯净水就像握有明牌。那些水，我直到毕业时都没舍得喝完，郑重其事送给学妹，好像托孤。自作多情提醒她们平时不要喝，还觉得自己的做法是对的。可能因为那些水对我而言，是逝去的时间里无用而漫长的祷告，曾祷告过不能托付、也不能送走的自我。 一学期辅导作品之后，他把写作坊导师工作交给了另一位诗人，辞去杂志编辑的职务，回乡下种田和写作，这听起来真像一种抑郁病所绘制的出路，作为学生的我们后来五年再也没有见过他。临别，我们十几个学生和他一起吃饭。很多聊天细节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个胖胖的学弟可能喝多了，突然唱起歌来，是一首很土的民歌，连我这样的异乡人都听过，歌名叫做《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后来老师也唱了起来，“讲虾米我亲像，天顶的仙女，讲虾米我亲像，古早的西施，讲虾米你爱我，千千万万年……”。老师*后说，“我很羡慕你们。你们现在看到一棵树都能讲一个故事对不对？未来你们看到再大的事，也会觉得无话可说。”我当时不相信，我觉得怎么可能。很久以后，我读到一首很喜欢的诗，写“一座桥，围绕它说话的，仅仅是黑暗”，心里很难过。难过是因为，我好像有些懂了。譬如这本集子里有个小说叫做《度桥》，广东话里是“想办法”的意思，而度一座桥，围绕它说话的，也仅仅是黑暗。 三年后，我在报纸上看到那位导师写给前岳父的一篇文章，他显然经过了一次可以说出来的失败的婚姻。他在文章里写到往生的前岳父的米与不舍，他自种的米与对前岳父的认同的回避，即使死亡也不能劝解的倔强，都令我想起“台风笋”的苦味。他写道，“在我们这年代，米也渐渐不合饮食时宜，也在寻求认同。”我仿佛知道他手中递出的邀请正在越来越得不到回应。但令人欣慰的是，他的稻谷看起来产量不错。“百多个日子屈脚蹲伏，千次万次弯腰缩臂，于广袤稻田中缓缓挲草，我认真地想，也认真地不去想，米要什么认同，又要什么时宜。”这种自言自语简直似曾相识，文学里的他和文学里的他母亲，一脉相承。而在他邀请之外的我，眺望到一座几乎不会被任何人讨论到的心灵景观，与变迁，心里的滋味好像台风席卷过后，抬头看见庙宇半空悬挂的“风调雨顺”，依然是一种良好的祝福，依然可能会实现。 这些不算重要的阅读，也许错过也就错过了，停留又只是停留，却有一些朴质的打动我的力量，沉重的，关于想与不想，言说与无话可说，居然是胜过许多冠冕堂皇的教科书训导的文学启迪，令我心上总是涟漪。我知道写作的十年以来，我也在不断地发出邀请。而我越来越知道，这种邀请其实是有点尴尬的。我们这样的人，拥有拙劣的幻术，变戏法、做迷宫，为了让这种邀请看起来魔幻一些，我们的失落就能少一些。橄榄枝握在天顶的仙女、古早的西施手里，就会让寂寞显得滑稽一点，让失败的梦变得可以接受一点。写作的事，由倾诉始，但倾诉是会耗尽的。倾诉欲耗尽之后，更纯粹的创造的快乐悄然滋生，心里的时间开始说话。那是与自然时间越来越不一样的宇宙，每一段眼波的投掷都是心里的明牌若隐若现，往昔则如电光，什么都不作数，什么都珠残玉碎，又摄人心魄。 坦白说，我为什么开始写小说，我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还在写小说，几乎也是说不清楚的。可能是源于一种“度桥”的跋涉，就算文学终止了，生活的感受还不得不继续，像海岸日以继夜伴随公路，路遇狂风骤雨时，公路会终止、会修缮、会消亡，但海岸永远是海岸，与彼岸相隔着无垠的凝望。 有时我会想起很多热爱文学，并为此奉献一生的普通人，从豪情万丈，到屈脚蹲伏、弯腰缩臂，对写作这件事几无所求，但显然还是在做的。地在眼前，每天不得不耕耘，浅浅的希望依然是风调雨顺。写作的方式越来越逼近劳动的方式，于浩瀚天地间，依然在发出微弱的邀请，捡起微弱的失望，补救还具有微弱生机的萌芽，不怕伤害地体会人与土地的联结。我有点想当这样的人，也许也只能当这样的人。 “樱桃青衣”是听心里的时间说话，蕉叶覆鹿是创造的本质。因为它确确实实生产了快乐，也确确实实是一场短梦。快乐都是假的。 我认真地想，也认真地不去想。 2017年6月13日 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