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九辑 下卷)

　　《古典文献研究（第19辑 下卷）》：　　虽然《千载佳句》中杨巨源诗句的来源文献已无从确考，但这些诗句的独特异文与文献价值，却令我们对杨氏作品的流传状况充满疑问。下面本文即对之加以探察。　　（一）杨巨源作品的东傅问题　　察杨巨源生前，其作品尤其是七律已倍受时人称道，比如元稹《授杨巨源郭同玄河中兴元少尹制》曰：“敕具官杨巨源，诗律铿金，词锋切玉。相如有浚云之势，陶潜多把菊之情。”另外，成书于元和九年至十二年（814-817）之间的敕撰唐诗选集《御览诗》，也收录了杨巨源的诗作十四首，其中含五言诗五首，七言诗九首。这些都证明了杨巨源在此时期的诗坛影响力。另外，在时人撰于元和十三年的墓志铭序文中，还称颂杨巨源为“今之鲍昭”，以致“咸所推服，莫敢敌偶”。“鲍昭”，乃“鲍照”之误。鲍照，是见誉为“上挽曹刘之逸步、下开李杜之先鞭”的南朝宋的文学翘楚，擅长乐府诗歌和七言歌行，其乐府诗作甚至被称作“俊爽绝伦”⑤。故撰者以鲍照比拟杨巨源，愈见杨巨源的文学成就之高及其长于乐府的创作特点。由之，杨氏作品得以东渡扶桑并见收于《千载佳句》，亦非难解。　　然而，有关杨氏作品东渡邻国的携带者，史料中却无明确记载。仅可察知与杨巨源活动时期*为接近的日本入唐者乃是学问僧空海和*澄。空海曾专门致信于当时的越州节度使，寻求“三教之中，经律论疏传记、乃至诗赋、碑铭、卜医、五明所摄之教，可以发蒙济物者，多少流传远方，斯则”⑥。即除了佛典要籍，还力搜当时可资学习的外典书籍。不过，在空海携归本国的唐物典籍中，虽有朱千乘等不甚知名的诗人作品，却未见任何杨巨源诗作的痕迹，其着作《文镜秘府论》、《性灵集》所引用的唐诗资料内，也没有关于杨诗的记录。　　既然日本方面没有杨巨源作品东传的任何记述，那么，王建的“旧卷常抄外国将”和刘禹锡的“渤海归人将集去”，或可引起思考。　　王建《寄杨十二秘书》　　初移古寺正南方，静是浮山远是庄。人定犹行背街鼓，月高还去打僧房。新诗欲写中朝满，旧卷常抄外国将。闲出天门醉骑马，可怜蓬阁秘书郎。　　刘禹锡《酬杨司业巨源见寄》　　壁雍流水近灵台，中有诗篇绝世才。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琼枝未识魂空断，宝匣初临手自开。莫道专城管云雨，其如心似不然灰。　　由王建的诗题“寄杨十二秘书”和诗句“新诗欲写中朝满，旧卷常抄外国将”，可知至迟白杨巨源担任秘书郎的元和九年（814）起，杨氏的新作就十分受人关注，而其作品中的“旧卷”则常以转抄的形式被带出国外。据刘禹锡的诗题“酬杨司业巨源见寄”与诗句“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可推断杨巨源别集被渤海人携出唐土之事，应发生在他担任国子司业期间，也就是穆宗长庆四年（824）以前。　　当然，王、刘二人所述的情况，是否就和杨巨源作品的东渡扶桑存有关联，还要结合当时东亚汉字文化圈中的汉籍流通状况来加以探讨。　　自空海归国的宪宗元和元年即平城天皇大同元年（806）、至文宗开成三年即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的三十二年期间里，日本再未派遣过遣唐使。但在此阶段的主要时期，平安朝廷对唐风文化却十分倾慕，渤海使节的赴日情况也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因此，唐土书籍经由渤海人之手再传至日本并非无根之谈。而这种情况原也有例可援。例如，《类聚三代格》记载文德天皇天安二年（858），渤海使乌孝慎来日，献《宣明历》。两年后，平安朝廷即将遣唐使携归的《大衍历》和《五纪历》皆行废止，而改施经由渤海传来的《宣明历》。再如，嵯峨天皇弘仁三年（812）二月、天皇与小野岑守因受白居易作于元和四年（809）的“新乐府”的影响，而于平安京神泉苑初次举办的花宴上作“落花篇”。针对此事，即有日本学者指出，此时期并无遣唐使的派遣，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快速东渡，很有可能要归因于此阶段来日的渤海使节。当然除了渤海使外，渤海商人也是传播唐物的重要载体，其所持的唐物时常受到日本士庶的欢迎和争购，以致太政官要向国司发放禁制渤海人在民间贸易唐物的官牒。由之可见，这一时期渤海在唐物东传日本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何况，杨巨源的立名文坛以及“渤海归人将集去”等事又皆发生于此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