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

第九章　　“留京唯一*大文人”周作人的实像与虚像（上）　　——以鲁迅为参照：冷静、温和的“爱国者”与文坛宿将　　一、谁在看风景，谁又在看你：错位视角与文献分布　　在写于1934年的一篇文章中，徐訏感叹：“除非不是知识阶级，北平是一个离开了使人想念，居住着使人留恋的地方！”　　［1］而　　三年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北平的沦陷使在平知识分子不得不做出或“想念”或“留恋”的艰难抉择。而对于绝大多数原在平知识分子而言，前者几乎是不得已的唯一选项。当然，也有做出另一种选择的。身陷故都的中国文化人心态复杂，因为他们不得不直面国土沦陷的现实甚至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对占领统治，或献媚邀宠、卖国求荣，或缄口不语、甘为顺民，或侧目而视、奋勇抵抗。　　北平沦陷初期知识阶层的情状，可引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　　（1885—1952）的描述以观其略：“北京的文人学者中，声名狼藉的抗日者们去往了汉口、广东、桂林、蒙自、昆明和西安，非抗日者则留在了北京。留平者之中，也分两派——积极与新政府合作者和依然旁观时局之推移者。在这里我不想剖析这些派别，大致上懂日语的、毕业于日本学校的只要本人愿意便可就职，非此类者，则穷于生计。”　　［1］其中，对于日本人和日伪政权而言，作为“留京唯一*大文人”　　［2］周作人、钱稻孙的留平对其政治、文化统制而言，无疑是*为重要的强心剂。一户务称：“因支那事变，许多支那文人学者离开了北京、上海，北京等地成了寂寞的天地，而周作人犹恋北京而未离去，今天仍然在北京西城，不移其居。那令人感动的身影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是格外令人鼓舞的。我想，支那文学之芽自此将再次烂漫绽放吧。”　　［3］奥野信太郎也认为周、钱二先生“在古城一隅繁茂的老槐树下过着读书人的生活，这对北京来说，是*值得高兴的事了”。　　［4］唯其名重，唯其“沦陷”有着无以取代的标志性意义，故周、钱的存在才为中日知识界所瞩目，而其中又以周作人之影响为大。两国上至政府官员、下至一般知识分子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动机和文化立场，对周氏展开了密集的攻心战。山本实彦声称，“我对作人氏的动向若何很感兴趣，　　并将在与胡适相对立的意义上观望着”。　　［1］要理解山本的立场就必须理解其所谓的“与胡适相对立的意义”之所指。1935年11月，胡适应室伏高信之约在《日本评论》发表《敬告日本国民》一文，“敬告日本国民”“请不要再谈‘中日亲善’了。今日当前的真问题是如何解除‘中日仇恨’的问题，不是中日亲善的问题”。翌年4月胡适针对所谓“广田三原则”发表《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告日本国民》，1938年12月又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发表演讲《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以上诸文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大加鞭挞，“合作与亲善更谈不到”。　　［2］由于胡适在中国政治界、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日立场在日本知识界轰动一时。另从开战后胡适与周作人的打油诗唱和不难判断山本对周氏的立场取向，这也正代表了其时日政界、知识界的基本立场。　　而具体到劝诱的策略亦因各自处境的差异而大相径庭。京外的国人大多——不，毋宁说因局势、处境的关系，只能——借力于舆论，或做敦促其南下的努力、或做民族道义之规劝，吁请其切守苏武之节、勿覆李陵之辙。当时中国知识界因知堂未能南迁、“苦住”北平的关注、种种詈骂、愤慨（可参考胡适、郭沫若、艾青等人的相关文章、诗作）此处不再赘述；而对日人而言，问题便简单多了，北平沦陷为日本文化人访问苦雨斋提供了极大稔、新居格、中村良平、清见陆郎、吉田敏幸、大内隆雄、泽村幸夫、陈蔡炼晶等撰写的周作人评论等。若将时间段略加延伸，前推至20世纪初，那么至少有丸山昏迷、田山花袋、清水安三、金崎贤、小柳司气太、井上红梅、晃阳、秋田雨雀、柳泽健、藤森成吉、辛岛骁、松井武男、阿部知二、增田涉等的评论和访谈等；若后延至1949年，至少有伊地智善继、益井康一等人的文章。从文献分布的时段来看，20世纪前半叶，日本知识界与中国国内对周作人的“关注度”大致同步。之所以标之以“关注度”而非“声誉度”，是由于周氏附逆落水而在中国文坛被斥为“汉奸”“国贼”之时，正是其在日本人眼中声望日高的时段。将视线聚焦到全面抗战的八年之间，论及周作人在日本知识界之影响力，国人难觅堪与比肩者。放眼20世纪前半叶，恐怕只有乃兄、在全面战争爆发前逝世的鲁迅可超乎其上。而战争期间，在日本人的周作人访谈、研究与评论中，鲁迅也始终是难以被其忘记的重要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