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新文学发生的年代学研究

　　《1916：新文学发生的年代学研究》：　　等到文学革命的发生才出现？而若以资本主义的萌芽来说，明清之际也是大有文章可作的现代性选题。那么，所谓现代性视野之下的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就不是呈现断裂而是承继的状态。文学历史是一条涌动不息的河流，观念的传承与形式的流衍是必然，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所积淀的民族意识对后期文学形成了无可逃遁的强大辐射力。然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前行，木轮、石器被代之以机械化、自动化的舟车、枪炮，文学也将必然会出现异质、新质。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大区别是其整个意识形态框架发生了巨大变化。单就文学领域而言，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显著的区别，即：1.现代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走向世界的冲动和如何立足世界的焦虑是文学传统中出现的*耀眼的新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代文学是局限于王朝“天下”的封闭文学系统，而现代文学则是“万国”之内的开放文学体系。简言之，现代文学*本质的现代性是由其世界性的广博视野所带来的，尽管这其中有无尽的屈辱和被动，而其与古代文学的*大区别也就是其“世界性”及由此带来的文学发展的“开放性”和文学交流的“兼容性”。2.在世界视野中的中国文学，自近代以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文学的写作方式、传播途径，还是作家的职业身份，读者的积极参与，都与古代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1916：新文学发生的年代学研究》以为，新文学是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在中国社会内部（生活方式、政治思想、社会经济等）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区别于古代文学的“新”的文学。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的思想、情感，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都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了彻底的革新。它是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世界、思考世界、言说世界。当然，《1916：新文学发生的年代学研究》的立论主要以新文学发生的场域背景为主。因此，《1916：新文学发生的年代学研究》所言“新文学”，更多的是指新的文学场域、文学结构中的文学。　　早在文学革命发生后不久的1920年代初，现代文学便以“新文学”的形象进入了历史叙述。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明确指出：文学革命成功地将中国文学导入了白话文学的正轨，并以此使该时段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结束。胡适把1916年作为新文学的开端，此后的文学史叙述虽迥异于起点时间的界定，但基本上都沿用了以文学革命为起点，从作家创作实践和批评家的理论建设中梳理新文学发生的历史轨迹的套路。这种叙述意味着，新文学作为一场革命，其发生是基于个人以文体实验和理论号召与旧文学进行的对抗，而“发生”背后的诸多社会、历史条件则被忽略或简化①。事实上，同所有文化革新运动一样，新文学的发生不可能一夜之间万树梨花，必须在“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②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于是，伴随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新文学的胎，早孕育于戊戌变法以后，逐渐生长，至五四时期而始呱呱坠地。”③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便是*精辟的概括。　　在将近代中国一系列社会文化实践作为新文学必要的生成语境和应有的资源准备的同时，晚清至民初的文学革新运动和诗文革命也被纳入了研究范围。将古代文学的终结和现代文学的萌蘖都展开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实践中，“这已不是传统意义的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旨在谋求社会变革的政治实践之间历史关联的发现和说明，它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史叙述的方法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描述一种具有全新性质的文学的发生，并不意味着文学史材料的堆积，也不是要去对众多非确定性的事实作出历史因果的解释和判断。这里首先要追问的是：由结构分析所呈现出来的一种与传统文学截然异质的新文学的实践条件是什么？”④　　这个“条件”产生和成熟的过程.便是新文学发生之历史合法性理论前提的确立。它包括新文学实践的主体、方式和资源等一整套社会性机制。因此，所谓新文学的“发生”，“既不是指起源或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联系，也不在于为新文学的出现寻求一个事件性的界标。在某种意义上，它试图描述一种新文学结构性的发生，即在前新文学时期去发现某一种可能导向新文学的社会性体制和结构的初步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