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1955-这不是我想要的世界-丘吉尔改变世界的经典演讲

**部分 掌控声音 1900—1917 1.议员演讲首秀 一段光辉的记忆 下议院礼堂，1901年2月18日 1897年7月，丘吉尔在巴思的克拉弗顿庄园做了首次政治演讲。两年后，他作为保守党候选人在一次递补选举中与奥尔德·海姆竞争失败，不过在1900年的“卡其”大选中，他以微弱优势赢得了同一批选民的支持。之后他就为一次报酬丰厚的演讲启程赴美国，回来后于1901年2月14日在下议院入席就座，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仅仅四天后，他就发表了初次演讲。因为恰好在劳埃德·乔治之后讲话，也因为他本人已经声名远播，所以当时人们都蜂拥到议院里听他演讲。他先就劳埃德·乔治的煽动性演讲做了即兴评论，但演讲主体是精心准备的对布尔战争之后南非的困难与前景的思考。演讲的结束语直接而又刻意地提到了他的父亲——伦道夫勋爵。 他收到来自议会两院的祝贺，阿斯奎斯和约瑟夫·张伯伦的话远非礼貌的敷衍。保守党的《晨报》认为他“充分达成了对他业已形成的期望”。但自由党的《每日新闻》则指出：“演讲、口音和外表，都没给他加分。”他们说得对，但他们很快就被证明说错了。 我知道，议会刚才聆听过尊敬的议员阁下的演讲，本想将您的演讲的修改稿拿来做演讲的。修改稿内容已经出现在报纸上，语气异常的温和适度；但无论它是多么温和适度，议员阁下和他的政治盟友们都不想将其曝光于批判之下，或者挑起分歧。的确，当我们对比温和的修改稿与议员阁下刚才发表的犀利演讲时，很难避免一个结论，即修改稿的温和来自于议员阁下的政治盟友和领导，而他演讲中的尖锐犀利则完全属于他个人。窃以为，总体而言，如果议员阁下提交修改稿而不做自己的演讲，不是像刚才那样只做演讲不交修改稿，也许会更好。如果议员阁下对此有任何看法我都不会抱怨，因为这么做是我的使命。那些曾为议院增光的*著名人物的经历告诉我，在没有紧急情况时，比如别国入侵时，国家不应该以任何方式限制或阻止议会讨论的完全自由。而且我相信，布尔人也不会特别重视议员阁下的演讲。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像布尔人一样，得到过那么多的口头安慰和那么少的实际帮助。如果我是正在战斗的布尔人——如果我是个布尔人，我希望我正在战斗——我不允许自己被任何同情的表示所欺骗，即使是一百个议员签署的也不行。尊敬的议员阁下详尽论述了火烧农场的问题。我现在无意讨论火烧农场的伦理问题，但是我认为，议员阁下们应当追溯一个事实：**次世界大战中，出于人道的考虑阻止了德国军队把炮弹扔进巴黎居民区，让他们没有为强迫驻军投降而把这座伟大城市的居民饿得去吃老鼠。我冒昧地认为，国王陛下的政府没有理由阻止他的指挥官在战场上使用任何手段，那些在过去五六十年中已经由欧洲和美国的将军们证明为合理的手段。有人指控说这些手段既是背叛又很残暴，我不完全赞同。从我的战争所见出发——我有时会看到一些——我认为，与其他战争相比，特别是那些本国居民参加的战争，这场在南非的战争总体而言进行得非同寻常的人道和慷慨。卡那封区的议员阁下已经注意到了一位将官的事，虽然我反对讨论此刻正在保卫国家的将官的个人品格，因为我自己就认识布鲁斯·汉密尔顿将军，议员阁下怀着崇敬之情描述这位将军，我更觉得自己不能不在演讲中提供微末的证词。事实就是：在陛下的军队中，很少有人比布鲁斯·汉密尔顿将军更忠诚，更仁慈，更勇敢。 尊敬的反对党领袖先生在战后南非政策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与政府已经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我已经能够分辨出，其中的差异在于国王陛下的政府打算在战争结束后，在赋予当地人民充分的代表权利之前，在当地成立一个过渡政府；另一方面反对党领袖先生认为，如果军政府作为临时措施延续下去，没有当地过渡政府的干涉，这些代议制度还会更迅速地建立起来。但愿我没有误会先生阁下，如果我有，我相信他会毫不犹豫地更正我，我会因误会他的观点而万分抱歉。如果我的判断正确，我将恭敬地请求议会允许我对这两个非此即彼的主张审视一番。我不希望自己发号施令，或者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议员先生。*近十个月中，我曾在不同情况下周游过南非，我很想把这期间自己强烈意识到的一些想法呈交议会。 首先，我想回顾一下我们参战的缘起。我们参战——我的意思当然是我们出发到海外参战——与管辖权扩张相关。为了将管辖权扩张到德兰士瓦，我们开始与布尔人谈判。当我提到德兰士瓦人时，我是指德兰士瓦人全体，而非特指*早到达那里的人，那时布尔人的数量接近英国人和非荷兰裔人的两倍半。但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周里，每列火车上都挤满了竭力想逃离冲突的英国人，还有许多英国侨民因此而流落到世界各地。在我看来，战争结束后，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谈判的主题也即战争的缘起。如果我能制定政策，我将请求议会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在德兰士瓦人口重新达到原有水平之前，不应该在那里推广任何代议制度。把一个对国家毁灭负有责任的政府扔给它残余的人民，扔给那些对国家基本制度怀着强烈敌意的人，还有什么能比这样做更危险、更轻率、更没用呢？我认为，在*后一次开火和**次投票之间，必须有段相当长的间隔，这段间隔必须由某种性质的政府来填补。在这一点上不应有任何怀疑、任何分歧。 我恳请议会考虑，何种形式的政府——当地政府或者军政府——*有利于国家繁荣的恢复，*能鼓励目前散落各地的人们回归。我知道，有些议员先生希望代议制度能够直接接替军政府，但我以为，他们没能完全认识到这种军政府是多么讨厌。我对英国官员怀着*崇高的敬意，听到一些议员在演讲中攻击他们，我深感遗憾，也深感愤怒。虽然我认为英国官员在战场上及处理本地人事务时都是世界上*优秀的官员，我还是不相信他们的培养过程和思维习惯能让他们胜任在欧洲裔当地人中执行专制统治。我本人常常为看到可敬的布尔老农夫被年轻的下级官员当作列兵一样蛮横地呼来喝去而羞耻。布尔人是乡绅与农民的古怪组合，在农民的粗糙外表下，人们往往会发现他乡绅的本能。我敢肯定地说，只要让任何类似直接军政府的形式存在，这里就不会有商业复苏，不会有侨民回归，不会有世界各地的移民拥入——除了布尔人的绝望和不满，对我们英国殖民者不断增长的怨恨之外，一无所有。相反，如果有一个本地政府，情况将大为不同。我认为我们有绝对的道德权利建立这个政府，只要想想这个国家将不得不通过帝国国库上交收入就可以了。如果有个当地政府，由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听众大喊“听啊，听啊”，“啊”！）这样的人管理，我确信他拥有整个保守党的信任，议会里的另一派也有相当多议员发现，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对南非事件有着深入思考，反对他显得很不合适。一旦大家知道德兰士瓦有一个政府保护财产和自由，知道在这个国家，一个人可以自由、安全地生活，立刻就会有移民从世界各地拥入建设此地，并凭借战争后商业的巨大复苏而获利。如果可以凭自己的经验判断，我认为议会里有许多议员已经收到了选民来信，询问去南非是否可取。当这一移民政策进展顺利时，我们将再次拥有德兰士瓦的绝大多数人口，和紧密团结在帝国之内的人民，当我们能够在他们当中推广代议制度时，我们会发现它安全地建立在被统治者一致赞成的广泛基础之上，同时少数人的权利将通过帝国当局精明老练的干预而得到有效的保护。我要说，南非将出现一个英语化的忠诚的德兰士瓦，这样一个美好前景才是那个海角得名“好望”的根本原因。 我没有资格批评来自反对党领袖如此杰出的权威提案，但是我发现，对比这两个计划后，我强烈地倾向于采纳国王陛下政府的提议，让我对此闭口不提是不可能的。现在，我的讨论已经从根本解决这两个共和国的问题转向迫在眉睫的形势问题。政府当前的政策应该是怎样的？我认为，议会有一个相当广泛的共识，即应当让布尔人的投降轻松体面，对他们来说，继续战斗痛苦而又危险。让我们的政府以*快的速度同时考虑这两个计划吧。我由衷地同情我尊贵的朋友高级议员奥德汉姆，他在去年的演讲中表现出高度焦虑，认为应当不惜一切让布尔人彻底明白，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什么条件。我真心希望这位殖民地大臣一事无成，带着在沙场上勇敢战斗却郁郁寡欢的士兵回国。无论何时，只有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小我的自由必须融入到大英帝国更宏大的自由之中时，他们的财产安全和信仰平等的权利，及代议制度的承诺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后，但并非*不重要的，英国军队*容易给予勇敢而坚忍的敌人的是什么呢？不是别的，是战争带来的所有荣誉。我希望尊敬的殖民地大臣不会因他的使者遭遇断然拒绝而灰心丧气，而是坚持争取让对方明白我们的条件，凭借这些条件，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和平以及大不列颠的友谊。当然，我们只能承诺，实现与否还要看布尔人是不是接受我们的条件。他们也许会拒绝我们提供的慷慨条件，前进或后退取决于那一声陈旧的口号：“不独立毋宁死！”（民族主义者的喝彩）我在这种前景中看不到任何可令人高兴的东西，因为如果它实现，战争将进入一个非常凄惨黑暗的阶段。如果布尔人仍然对理智的声音充耳不闻，对友谊之手视而不见，如果他们拒绝所有提案，无视全部条件，那么，虽然我们不禁要敬佩其决心和坚忍，我们也只能希望自己的民族在追求自认为正义的事业时，会表现出同样强大的决心、同样持久的坚忍。 我们应当采取什么军事手段？我并不怀疑还有其他选择会呈上议会来讨论，但是以我对谣言的理解，总的说来，南非局势可能改善的迹象相当明显。有迹象表明布尔人正在变弱，他们长期以来付出的绝望而狂热的努力已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若果真如此，现在正是政府和军队以双倍努力回击的时候。像我这样代表着大量工人阶级选民的议员责无旁贷，我们应使政府深刻认识到，这个国家在战争胜利之前并不想计算战争的代价。我想我们都很高兴看到报纸上的公告说，又有三万名武装好的士兵正被派往南非。我高度满意地注意到，陆军大臣由于不满足于派遣大量士兵，已经找到了一些杰出的印度军官，其中的佼佼者是宾顿·布拉德爵士，他们将奔赴南非，带着自己在印度边境积累的游击战争经验去应对南非正在进行的特殊战争——我不想称之为游击战争。尽管这些准备已经很充分，但还不是全部，我将一直奢望，希望某个美好的下午，殖民大臣会带着崭新的计划来到议院，计划中不仅要为军队保持两万五千人的标准（无论是因为战斗减员还是疾病减员）而增加派遣兵力，还要将这一标准以每月两千或三千人的配额逐步提高。这样一来，布尔人以不断减少的资源来对抗不断增加的困难，就一定会屈服。他们不单会暴露在一波波的浪头下，还会遭到涨潮的强大冲击。 这里和别处的一些议员都认为，将这场战争污蔑为贪婪之战是合适的。很遗憾，我坚决反对这一讨人喜欢的看法。如果有人因这场战争而欣喜，带着对刺激的希望或者对冲突的渴求去往南非，今天他们得到的已经足够了，而且绰绰有余了。如果，像北安普敦议员曾数次指出的那样，是某些资本家花钱引发了这场战争，期望它能抬高他们矿产的价值，他们现在应该明白，自己做了一笔非同一般的赔本生意。对于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所有的人来说，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都只是一场责任之战。他们相信，他们通过*不同寻常的方式表明自己相信，国王陛下的政府和殖民大臣完全受到同样崇高的爱国动机的鼓励。他们知道，任何其他鼓励都不能支撑并推动正规军和志愿军，经历了这些艰难岁月的军人们，不得不忍受着公众舆论的冲击。他们的确不得不悲叹，正如我本人也是一样，为战争中失去许许多多好朋友而悲叹。我们不禁要为战争中的诸多变故而感到遗憾。尽管如此，经过再三考虑，我认为自己不可能去批评导致战争的总体政策，我们没有理由为战争中经历的一切而羞耻，我们也没有权利消沉或悲哀。我认为，如果有任何议员为南非的事态感到不快，我会推荐给他们一个例子——我自己从中得到过许多鼓舞——请他们去看看大英帝国另一个伟大的属国及殖民地，看看战争在那里的效果。无论我们在开普敦殖民地那些可疑的朋友那儿失去了什么，我们的所得依然超过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十倍，或许是二十倍。那里的人——哪怕是*偏远省份*卑微的农夫——都通过有效的行动参与了冲突才得以认识到（因为从前他们绝不可能认识到），他们属于这个帝国，帝国也属于他们。在落座之前，我要对议会表达无尽的感激，我深深知道，诸位给予我仁慈和耐心不是因为我本人，而是因为许多议员依然保留着的一段光辉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