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长白山文化

辟蹊径的红学探源之作　　张庆善　　陈景河先生即将出版他的红学专著《〈红楼梦〉文化探源》， 嘱我写序，说实在话，我是勉为其难。我和景河先生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他是我很尊重的兄长，我对他的为人和治学的执着精神是非常敬佩的。从朋友情谊，他希望我能为他的**本红学专著写序，我是不能推辞的。那“难”从何而来呢？老实说“难”就在于我对景河先生研究的领域所知不多。　　景河先生是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的。毋庸讳言，过去在《红楼梦》研究中，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很不够。究其原因：一是重视不够，没有认识到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的重要性；二是对满族历史文化不了解、不懂，诸如对萨满教、满族习俗、满族服饰、满语等没有研究，所知甚少，自然就谈不上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了；三是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 又容易碰到一些敏感问题，诸如作者曹雪芹家的旗籍、族籍等问题。我本人就是这样，长期不关注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尽管景河先生在这些方面做了多年研究，出了很多成果， 而且他的文章都寄给过我，但还是没有引起我的关注和重视。在红学圈子里，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的人本来就少，而红学界与满学界、民族学界的交流沟通又不够，所以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就成了被红学“遗忘的角落”。 　　改变我的认识是一次学术研讨会。2013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中国红楼梦学会、《红楼梦学刊》杂志社三家共同主办的“《红楼梦》与满族历史文化学术座谈会” 在北京举行，虽说是三家共同主办，其实主要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策划组织的，题目是由著名满学专家关纪新先生提出的，他为筹备这次座谈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正是为了参加这次座谈会，我认真地看了一些资料， 才认识到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是那么的重要。在那次学术座谈会上我代表中国红楼梦学会有个致辞，我说：“我们这次学术座谈会人数不很多，但层次很高，意义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学术座谈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这是**次由满学界、民族学界与红学界共同组织召开的专门研究‘《红楼梦》与满族历史文化’的学术会议，这个‘**次’不容易，它反映出人们对‘《红楼梦》与满族历史文化’关系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可以说本次学术座谈会必将会对‘《红楼梦》与满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是我的真心话，反映出我对从满族历史文化角度研究《红楼梦》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这原本是《红楼梦》研究的应有之义。《红楼梦》产生于清乾隆年间，满族贵族是统治者，而曹家是正白旗包衣，是清王朝*高统治者皇帝的世代奴仆。曹家与康熙皇帝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皇帝的保姆，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很小就做康熙皇帝的侍卫，一生对康熙皇帝忠心耿耿，也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和器重。由于这些关系，曹家虽是“身为下贱”的奴仆，但也是皇帝的亲信。受康熙皇帝的关照，曹家得以担任江宁织造达 年之久，成为一时的江南望族。曹雪芹的姑姑是多罗平郡王讷尔苏的嫡福晋， 是王妃。他的表兄福彭曾是乾隆朝的重臣。这些都使曹家与清王朝的统治者有着紧密的联系。曹雪芹出生在南京，而大部分时间又生活在北京，他的许多朋友如敦诚、敦敏等都是宗室子弟，这使得曹雪芹对满族贵族生活的熟悉并受其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满学的角度、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如果不了解满学或者说满族的历史文化，对《红楼梦》的认识和理解就会受到限制，或者说你就不可能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红楼梦》。正如周汝昌先生所说“：不懂满学，即看不懂《红楼梦》—— 此看不懂，至少是指不能全部看懂。”（周汝昌：《满学与红学》）从某种角度说，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在红学界，景河先生是比较早地关注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的人，也是在这方面用力*多的人之一。他在本书的后记中有两段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年至 年，我的小说创作小有成果，短篇（《黑阎王轶事》）、中篇（《五峰楼的传闻》）等在吉林省破天荒地被《小说选刊》选载并得奖，有了一点影响。作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亟待补“地域文化”课。在翻阅长白山史料时，发现《魏书》与《北史》中均称长白山为“太皇山”，这里的“太皇山”当读为“大荒山”。突地，满族“发祥地”三字闪电般浮现脑屏：“呀，难道《红楼梦》中的‘大荒山’隐指长白山？”也就是说，《红楼梦》是从大清根脉写起的？我意识到，这一发现非同小可！如果真是这样，此前的一切红学论说，将重新验看，某些“红学”观点或者将重新改写！我不敢相信自己的发现，这么浅显的隐寓，二百多年来没人论及？于是我仔细查询史料，发现《山海经? 大荒西经》曾直呼长白山为“大荒山”，史上脂砚斋、高鹗、王希廉等看破， 只是有所顾忌，不肯言破；邓狂言、景梅九则接近言破。这让我信心百倍，开始了以满族“发祥地”长白山为发端的《红楼梦》与满族文化的思考。　　……　　几十年来，我礼拜长白山达八十余次，翻阅的史料达千万字。天道酬勤，长白山对我不薄，不仅让我发现《红楼梦》文化系于长白山，还让我有幸撞见了天池女真文字碑、抚松长白山大祭坛群、白头山大睡佛…… 山神赐我以这么厚重的信任，当以何报？我想，发现固然重要，认识它，研究它， 开发出来，以飨世人，才能体现其存在的价值。　　原来景河先生的研究是从“长白山”起步的。我记得他*早发表研究《红楼梦》的文章是 年，他的《大荒山小考》《“太虚幻境”辨》《〈红楼梦〉中东北风》等一系列文章发表以后，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当时就引起同是东北人的著名作家、红学家端木蕻良先生的注意，评价为：“给人以石破天惊的感觉”，“你已经刮起了东北风”。这个评价不低呀！景河先生引经据典，以《山海经》《魏书》《北史》及其历代文人笔记、诗词材料关于大荒山的记述为证，深入到满族历史文化之渊薮，提出“大荒山即长白山说”，自成一家之言。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你不能说他没有依据。景河先生的“新说”在当时一提出，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坦率地说，红学界许多专家虽然注意到了景河先生的文章，不过当时赞成的却不多。原因就在于多数专家学者对满族历史文化的不熟悉，尤其对景河先生的研究方法如有一些索隐的方法的不认可。更在于景河先生的观点太“大胆”了，因为如果陈景河先生的观点成立，几乎要颠覆人们对《红楼梦》的基本认识。　　景河先生研究《红楼梦》的基本观点，就是“大荒山即长白山说”，可以简称“长白山说”。这是陈景河的一家之言，是深深印上陈景河标记的《红楼梦》研究“新说”。　　景河先生认为《，红楼梦》开篇“大荒山”暗指满族“发祥地” 长白山，他考证出书中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谐音寓意为“长白山勿吉哀清根封”。 景河先生认为化生为宝、黛的一石一草就出自长白山，而且那些丫头小姐的文学原型，无一例外地来自满族“发祥地”的长白山。　　景河先生认为：“《红楼梦》是揭示大清王朝社会生活的，作者自然地要将笔触撩拨到满族‘龙兴之地’的长白山。”他还说：“我尝以为，没有满洲族系对长白山崇祀，没有大清以来皇家对长白山的验看、封神、望祭，就不会有曹雪芹掘写‘清根’的灵感和立意；没有满族贵族的入关取得天下，也不会有曹雪芹将顽石埋根于长白山的构思。让幻化入世的灵石出源自长白山，堪称神来之笔。”　　在景河先生的眼里，贾宝玉是一个“活脱脱的满族小阿哥”， 这位小阿哥文学原型的“灵石”就出自长白山下。而女主人公林黛玉的前身绛珠仙草也出自松花江之源的长白山，指的是长白山的神草—— 人参。他甚至认为：顽石象征入关取得天下的满族贵族的话，绛珠草（人参）则象征着大清的国体已如林黛玉之病体，“怯弱”不胜。“怯弱”二字，状写人参 , 极为传神；借寓大清国体，亦恰如其分。　　坦率地说，景河先生的许多具体观点，包括对宝玉、黛玉、芳官等形象的分析及其“隐喻”，红学中人未必都能同意，但景河先生缜密的考证、新鲜的悟解、丰富的想象力和灵动活泼的描述，以及大量的有关满族生活的民俗资料发掘，确实令人耳目一新，读起来十分有趣，引人思考，与完全凭主观臆测的新旧索隐派是不同的。　　景河先生认为《红楼梦》堪称流光溢彩的民俗大全，所涉民俗，有北俗，有南俗，但以北俗为主；有汉俗，有满俗，但以满俗为主，几乎囊括了民俗学所要研究的方方面面。诸如满族的崇山敬水习俗、萨满信仰习俗、宗族眷顾习俗、迷信禁忌习俗、岁时节令习俗、家族礼仪习俗、服饰习俗、饮食习俗、居住习俗、尊女习俗、护婴习俗、寿诞习俗，丧葬习俗、交通运输习俗、岁时祭祖习俗、交际礼仪习俗等等。在景河先生的著作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是很重要的部分，也是令我十分感兴趣的内容。景河先生做什么事都非常认真，涉及到满族历史文化知识，特别是关系到满族民俗的内容，他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请教了好多位著名的满学研究专家，因此这方面的内容是很扎实的，往往能自成一说。当然，如果认为《红楼梦》的故事包括人物形象皆秘藏于满族风俗及其变异之中，这我是不相信的。我还是那句在一些人看来非常浅薄的老话——“《红楼梦》是小说”。我很赞成这样的表述：《红楼梦》是满汉文化交融的结晶。这个话好像是我的朋友扎拉嘎先生*早提出的，我认为这是非常准确、非常形象的表述。　　这些年来，人们对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视角研究《红楼梦》的认识可以说有了很大的提高，强调从满族文化的视觉研究《红楼梦》的重要意义，人们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但如果深入地研究《红楼梦》与满族历史文化的关系，一些问题，甚至是敏感问题， 人们的意见则大不相同。从上个世纪 年代，《红楼梦学刊》上就曾讨论过曹雪芹家的旗籍问题，进一步又涉及曹雪芹是满族作家吗？或者说曹雪芹是满化了的汉人吗？《红楼梦》是否可以看作是满族文学作品？《红楼梦》中的贾府是否是一个满族贵族的典型家庭？《红楼梦》中有反满倾向吗？再具体探讨问题就更多了，诸如贾宝玉的打扮服饰是满族还是汉族？《红楼梦》中是否写到“大脚”“小脚”？《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写到给芳官起了个“耶律匈奴”的名字，到底是对满族的歌颂还是讥讽等等。这些问题过去曾有过讨论，但似乎很不够，我想如果就这些问题深入开展《红楼梦》与满族历史文化关系的研究讨论，大家好好争论一番，必将会对《红楼梦》研究、对我国满学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而景河先生的研究，如能引起人们对从满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视，甚至引起一些争论，那正是我的期待 , 恐怕也是景河先生的愿望。　　借为陈景河先生的书写序，说了上面一番话，意在强调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视角研究《红楼梦》的重要意义，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 关注《红楼梦》中满族习俗方面的研究，如是这样，景河先生的研究就是非常有价值了。因为从满族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可以开辟红学的新途径，推动《红楼梦》研究事业的深入发展。　　是为序！　　 2015年 9月8日于北京惠新北里　　（张庆善，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导师，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